绝大多数俄罗斯和国际观察家都相信，刚刚发生的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爆炸案的幕后策划者，正是自称“高加索酋长国”的外高加索分离主义宗教极端组织。

正是这个组织，在2004年策划了对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两架升空客机自杀式爆炸攻击，2009年12月引爆了莫斯科——— 圣彼得堡城际铁路快车，去年3月对紧邻克格勃总部大厦的卢比扬卡地铁站等目标发动连环爆炸袭击。尽管俄罗斯媒体选择性报道，尽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多次表示“高加索局势业已稳定”，但在那个著名的“高加索火药桶”，小规模恐怖袭击几乎无日不发生，此次多莫杰多沃的爆炸再次表明，“高加索火药桶”并非只在高加索爆炸。

外高加索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仇恨根深蒂固，沙俄时代的宗教、种族仇杀血迹未干，斯大林时期的一系列民族问题失误更在当地播下不和的种子，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让许多外高加索人饱尝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苦，新仇旧恨，加上俄罗斯腹地对流寓的外高加索人存在排斥、歧视态度，这一切都令当地局势很难迅速底定。

对于这个难缠的“非我族类”区域，俄罗斯历代当权者通常会出现两种看似截然相反，实则一脉相承的思路，即“融合”和“隔绝”，前者认为，既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惟有采用高压政策，不惜蛮力将这片桀骜不驯的地区俄罗斯化，对不服从这一政策的当地人则用非常手段驱逐、清洗；后者认为，既然斯地难平，斯民难驯，与其劳民伤财，让外高加索成为“帝国的盲肠”，还不如索性置之度外，任其自生自灭。第一次车臣战争后，莫斯科曾在迷惘中短暂采取了后一种策略，但随着普京的上台，前一种思路迅速占了上风，并在第二次车臣战争获胜后达到高潮。很显然，后一种方式更符合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意识和民族性格。

尽管在大方针上都持强硬立场，武力打击、“联邦区计划”等，都是普京、梅德韦杰夫两人所共同遵循的原则，但两人的侧重点却并不相同。普京除了加强军事打击外，主要依赖、扶植车臣的高加索本土实力派，但他们中不少人贪腐、裙带作风严重，对莫斯科的权威阳奉阴违，他们的长期掌权，不仅无助于解决外高加索的贫困、社会对立和腐败，且同样对莫斯科的权威构成威胁；梅德韦杰夫则更多采取“空降”联邦区大员、削弱各共和国、自治区权限的办法加强中央权威，这种做法容易造成莫斯科和当地亲俄地方势力的矛盾，也不利于改善俄罗斯人和外高加索人间的关系。如今机场爆炸案引发全俄关注，正处于总统大选前微妙角力状态的两派，很可能竭力将事件渲染为对方的失策，而突出、强化自己的“先见之明”。

爆炸案发生前不久，莫斯科等地已爆发过大规模“光头党”活动和俄罗斯、高加索人之间的冲突。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许多激进的俄罗斯年轻人将失业率高、犯罪率增大等弊端，归咎于流入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外高加索人。而不论普京或梅德韦杰夫对此都约束不力，甚至态度暧昧。此次爆炸案恐将进一步刺激这种针对外高加索人的排斥心理，造成更多的族群对立，一旦政治上层人士因顾忌选情不敢大加约束，甚或试图加以操纵利用，后果恐不堪设想。

此次爆炸案发生后，一些俄罗斯政治家和评论员已开始担心，政府领导人会继续借题发挥，以“反恐”为由加强自己个人权力，并呼吁“不要总把高加索问题当做获取政治利益的筹码”，甚至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瓦西里耶夫也指出，如果如政府所言，进一步加强安全措施，势必“影响公民自由”。

俄罗斯政府曾一再强调，较高的人口增长率，是俄罗斯领先于西欧各国的一大优势和发展后劲，但这一“高增长”的背后，却是包括外高加索人在内的各民族人口快速膨胀，和俄罗斯族人口“滞涨”间巨大的反差，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些新增的“俄罗斯公民”如果和莫斯科同心同德，便能为这个大国注入持续增长的活力；倘离心离德，则会成为难以抑制的不稳定因素，“高加索火药桶”就可能演化成“莫斯科火药桶”，甚至“俄罗斯火药桶”。

爆炸案将给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高加索政策带来怎样的转变，目前尚待观察，但无论如何，一方面强调“外高加索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领土”，对分离主义实行铁腕高压，一方面却又突出俄罗斯“主体民族的利益”，对外高加索人等人口增长率居俄联邦之冠的少数民族“另眼相看”，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已到了必须认真调整的节点。要知道，“龙兴之地”卢比扬卡和号称“俄罗斯安全措施最严密民用目标”的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相继挨炸，已雄辩地证明，在被民族、宗教仇恨所激发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枪口前，“金城汤池”并不存在，攻也好，守也罢，任何武力措施，都必须辅以相应的政治手段和务实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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