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资讯网莫斯科编发（俄罗斯学者彼得•尼基金）：现代数字技术是改变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方向的最具影响力的方式之一。在这方面，为各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行为建立一个普遍的国际法律机制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项目绕过联合国目前的法律形式在数字领域得到推广。例如，“巴黎呼吁网络空间的信任和安全”（2018，法国）、“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2020，加拿大，法国），“未来技术论坛”（2021，英国），“全球民主技术发展联盟”（2021年，美国），“互联网未来宣言”（2022，美国），“国际和平利用网络空间机构”——作为联合国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安全开放工作组和信息通信技术本身的替代方案——OEWG（2022，美国）。

    这种选择性和片面的国际信息安全方法，绕过普遍结构，表明西方希望垄断网络监管，将自己的方法强加给国际社会以取代联合国的普遍原则。

    信息和通信技术在人类生活的关键方面——医疗保健、教育、经济和政治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信息对公民和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价值。然而，近几十年来，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即技术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增加其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潜力，目的是将其纳入侵略性战略，并将其用于破坏性目的。

    以数字形式出现的侵略可以说是对世界安全的新的全球挑战，它包括一种网络攻击策略——未经授权访问数字信息，以对大型社会群体——民族国家、领土的人口或外国人民造成伤害。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确定数字侵略大规模扩散的两个因素，作为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手段——虚拟空间中没有明显的国家边界，以及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影响政治对手的能力。

    数字侵略战略的一个例子是利用网络攻击破坏外国政权的稳定或削弱其防御能力。

    利用数字技术为政治目的造成伤害的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可以追溯到2010年，是使用Stuxnet恶意软件攻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计划。它的具体目标是工业控制系统——伊朗核设施中使用的铀浓缩离心机系统。据信，Stuxnet是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联合项目，尽管尚未就此发表官方声明。该病毒旨在专门攻击伊朗核项目工业过程控制系统中使用的西门子软件。它通过受感染的USB驱动器传播，然后通过软件漏洞进入系统。Stuxnet是一种非常复杂和有针对性的病毒，它能够改变离心机的操作，使其不仅停止正常工作，而且导致磨损加剧，乃至出现故障。

    Stuxnet的使用是数字侵略史上的一个革命性时刻。这次攻击表明，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影响实物，破坏甚至摧毁实物。数字技术的使用使得攻击可以秘密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的报复措施。

    当下各国继续大力发展其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军事能力，这可能对安全和世界秩序的稳定产生全球影响。但应该考虑到，最近数字侵略的策略已经发生了变化。政府机构不太可能直接干预其政治对手的事务。当然，政府机构正在积极投资建立组织，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参与信息安全问题，可以实施网络攻击并保护自己的关键信息系统。

    当前技术发展阶段的一个特点是利用私营组织的能力积极利用信息和电信技术。

    私人主体最著名的数字攻击案件之一是英国剑桥分析公司操纵选举程序的活动。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战略传播实验室（SCL）的子公司，专门收集和分析影响政治竞选和公众舆论的数据。通过调查和“这就是你的数字生活”应用程序，该公司不仅收集了同意参与社会学研究的社交网络（主要是Facebook）用户的信息，还收集了那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们互动的用户的信息。因此，该公司的分析覆盖了感兴趣地区的数千万用户。

    收集的数据用于创建详细的用户档案，使剑桥分析公司能够定制个性化的广告活动和信息，旨在操纵选民的意见和行为。据媒体报道，剑桥分析公司与许多政治运动有关，包括英国脱欧运动和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据信，他们的数据操纵和政治营销方法影响了选民的看法和200多场竞选活动的结果。剑桥分析公司的活动已经成为私营公司如何利用现代技术破坏民主进程的象征。

    如今，非国家行为者参与数字技术的开发和使用，这些技术可以用来损害进一步的政治利益，这一现象十分普遍。私营公司积极参与两用数字技术开发的一些例子：

    -SpaceX（美国）运营星链太空通信系统。这一卫星网络在世界任何地方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用于民用和军事目的，为乌克兰军方提供可靠的通信和导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激活了其卫星网络，并向乌克兰发送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终端，导致星链在乌克兰东南部的军事冲突中被积极使用。

    《国际武器转让行为准则》第1条将武器定义为“敏感”军事技术和两用技术，其中包括星链。因此，根据国际法（上述守则第2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是对平民死亡负责的武器供应商。与此同时，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在没有预期利润的情况下，没有什么能阻止SpaceX从西方国家获得额外的付款来偿还成本。因此，以其管理层为代表的私营公司通过其蓄意行动犯下了国际罪行，事实上成为冲突的直接共犯。

    -Palantir Technologies（美国）：Palantir开发用于大数据分析和情报活动的软件。它的技术被各国政府和军队用来分析信息和做出重要决策。使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战场上做出决策的有效性与使用战术核武器相当。

    -亚马逊和亚马逊网络服务（美国）提供云计算资源，可用于开发和部署军事应用程序，包括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信息分析。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国）、Baykar Makina公司（土耳其）和其他公司生产的无人机积极用于侦察和作战行动，极大地改变了作战战术。

    这些例子表明，各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私营公司如何在军事技术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关键是要认识到，对重要基础设施的信息攻击不仅会对经济和国家主权造成重大损害，还会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近年来，袭击的真实可能性已经很明显，这种袭击可能对经济的重要部门产生毁灭性影响，并导致大量人受伤和死亡。

    在历史上，人类已经应对了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挑战，并设法有效地应对了这些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界迎来了核能。尽管核能有可能被和平利用，但它对全人类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这一认识，成立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缔结了许多规范核武器开发、生产和使用的国际条约和协定。

    同样，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对全球社会产生强大影响的一种手段。它们的应用涵盖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教育、医疗、国防甚至政治。然而，随着数字技术变得无处不在，很明显，它们也需要全球层面的严格监管。这个规定会是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是否足够，或者州际层面是否需要法律监管？研究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监管经验似乎为国际法律监管提供了支持。

    早在这些系统本身出现之前，就已经意识到需要为与能够自主行动的系统的互动建立伦理基础。阿伊泽克•阿西莫夫在1942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圆舞》中提出的原则变得著名。这些被称为机器人的三大定律。

    首先，机器人不能对人造成伤害，也不能通过不作为让人受到伤害。根据第二条，机器人必须服从人发出的所有命令，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定律相矛盾。第三，机器人必须在不违反第一定律或第二定律的情况下注意自己的安全。

    现在很明显，上述规则不能成为监管的基础。这一领域的发展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军事部门资助的，目的是制造新型武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造成伤害显然违反了第一定律，因此对其余定律提出了质疑。此外，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于激烈竞争。因此，形成所有相关方都承认的道德标准，成为国际法律监管的基础，现在很难实现。

    与此同时，二十国集团内部以及区域国际合作俱乐部已经制定了许多具有不同说服力的推荐性规范。截至2020年，已知有80多项区域性国际和国家法案对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要求。这意味着，尽管在制定统一的道德方法方面存在困难，但数字技术的监管问题不仅持续存在，而且还在加深。在缺乏商定的道德标准的情况下，国际法律法规应该是能够为个人的数字安全提供最低限度保障的驱动力，无论其国籍如何。它可以通过以下形式进行。

    关于数字侵略行为的信息交流：
    遭受袭击的国家可以向其他国家提供有关该事件的信息。这有助于检测攻击并识别攻击者的特征和技术。联合调查可以揭示袭击的起源及其范围。这种合作已经通过参与信息安全问题的专家和私人组织社区进行。赋予它正式的国际地位将允许信息安全专家之间在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将有助于培养更多能够有效应对网络威胁的合格人员，无论其国籍如何。

    缔结国际协定：
    与《核不扩散条约》一样，可以制定规范数字技术发展的条约和协议，滥用数字技术可能会造成重大伤害。

    国际组织的活动：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可以监测数字技术的使用，促进统一的国际监管，并促进国家之间的对话。由于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修改，这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

    与此同时，重要的是不要陷入理想主义，并认识到扩大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挑战。它们与国家立法、政治利益、文化特征和国家间合作方法的差异有关。一些国家可能担心网络空间主权的丧失，并可能倾向于限制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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