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档案：赫鲁晓夫的“揭盖”与“解冻”——评赫鲁晓夫的改革
- 2011-5-11 8:37:38 字数：4798 中俄资讯网www.chinaru.info 原载《同舟共进》作者王铁群
- “解冻”：全方位改革
继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后，赫鲁晓夫领导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到1956年8月，有近2000万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被恢复名誉。到1957年，有800万政治犯获得了自由。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人们“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各个领域“解冻”思潮涌动。顺应形势，赫鲁晓夫开始全面推进改革：
一、政治改革。限于篇幅只简单说一个问题，即赫鲁晓夫吸取斯大林专制的教训，试图用“全民国家”模式取代无产阶级专政。
“全民国家”概念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前夕提出的，以后他又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和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继续阐发了这一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把国家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吸引公民直接地经常地参加国务和社会活动，把生产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每一个苏联人都应该成为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参加者！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任务。”“全民国家”思想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回归和发展，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工具，是真正的民主。
“全民国家”思想以扩大人民代表苏维埃为主要实践途径，到1950年代末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苏维埃系统：“1959年，在苏联已有5.7万多个各种级别的国家政权代表机关，在这些机关里工作的有180多万名代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声称：“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必要了”，苏联“已变为全民的国家”，苏共“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赫鲁晓夫“全民国家”思想的实践，强化了苏联人民的公民意识，也为日后苏联专制的瓦解奠定了社会基础。但“全民国家”的设想有很大空想性，在专制的前提下，人民群众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事实上“全民国家”的实践在苏维埃的选举等很多方面都流于形式，各群众组织如工会、共青团等实际上也纳入了官僚体系。
二、经济改革。与“全民国家”思想相联系，赫鲁晓夫在经济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即对国家经济结构实行分权制度和非官僚主义化。
工业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把中央在物资、生产、工资等方面的权限下放给加盟共和国，把许多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还把以部门为主的条条管理改为以地区为中心的块块管理。这些改革冲击了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但又滋生了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1959年后不得不收回一些权力，部分恢复了中央集中管理。总体上看，工业改革进展不大。
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所有计划均由农庄、农场自行编制。1958年2月通过法令，把斯大林时期建立的机器拖拉机站解散，机械卖给集体农庄，使之拥有自己进行生产的技术设备。这些改革总体上促进了农业发展：1951～1955年，苏联粮食年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1965年，年均产量达到1.3亿吨。
根据赫鲁晓夫的构想，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把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改组成两个独立的党委会，即“工业党”和“农业党”。这一改革避免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但却造成经济管理上的诸多混乱，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在执政末期，赫鲁晓夫多次严厉批评干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事务的干部，他强调各级党委应把精力集中在政治教育工作上，而不要干预经济建设问题。赫鲁晓夫很重视改善公民生活状况，提高公民福利待遇。苏共二十大后，大幅提高了退休金，并首次为集体农庄庄员建立了国家退休金制度。与此同时，降低了农业税，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1956年9月，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工人最低工资，把周工作时间减少两小时。
三、思想文化科技领域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揭盖”，也冲毁了斯大林主义在思想文化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为苏联的精神复苏创造了前提。各种学派和研究中心恢复了探索的动力和活力。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文学艺术方面也看得见滚滚春潮。
四、对外关系方面，提出了“三和路线”。1956年苏共二十大，正式提出了苏联新的对外战略和方针。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他强调，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虽然存在分歧甚至对抗，但不影响两者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他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两者可以通过谈判而非暴力解决问题，要让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新的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苏联对外政策实现重大转变。“三和路线”对缓和东西方关系、促进“冷战”结束，起了一定作用。
尽管赫鲁晓夫的改革在许多问题上没有根本突破斯大林体制，但毕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曾经“冰封大地”的斯大林体制开始“解冻”。
也曾犹豫徘徊
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大事，赫鲁晓夫也曾徘徊和彷徨。他在《回忆录》里说：“爱伦堡使用了‘解冻’一词。他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人们生活中出现了解冻。我对那个时期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赞成。”他还说，当时苏联领导和他自己在走向“解冻”的同时，又有担心，生怕“解冻”引起洪水泛滥，局面难以控制，“因此我们似乎曾经阻止过解冻”。
赫鲁晓夫的徘徊表现在很多方面。他推行“全民国家”模式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而专制条件下的这种实践，又必然在各个领域强化了意识形态控制。他反对斯大林个人集权，为此他力主苏共领导机构、国家政权和社会团体的干部实行任期制和轮换制；他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为此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他没有看到斯大林问题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而绝非个人品质和性格心理所造成。正因为这个根源依然存在，赫鲁晓夫从1958年开始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独断专行的事时有发生；苏共二十一大后，尤其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个人崇拜又复活起来。
赫鲁晓夫在经济上虽然进行了许多改革尝试，但没有重视市场经济的价值和作用，基本是在原体制内打转。苏共二十大后思想文化、艺术科技迅速复苏，但赫鲁晓夫在执政后期又强调文学和艺术的“党性”， 严厉批评“给现实抹黑”的作品，强化了书报检查制度。他主张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但仍坚持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
犹豫和徘徊，是探索和开创过程中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现象。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当年的犹豫也多有懊悔，但他领导的改革毕竟冲击了斯大林模式，推动了苏联社会制度的变迁，并使“社会主义阵营”朝着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赫氏的这些徘徊，反映出的最终问题是：不从根本上破除斯大林模式，所谓改革就只能在旧有体制内徘徊而没有出路。 - >> 点击进入新闻中心 体验更多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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