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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既是中国的周边大国，也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一极。中俄关系开创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建立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在国际政治、地区安全、贸易、能源等方面有着广泛、深入的合作，民间也有着深厚的交流。中俄关系的发展将深远地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为此，记者联系了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冯绍雷，就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做了访谈。

记者：当今时代中俄为何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

冯绍雷：早在20年前，也就是在1996年4月，当时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第一次1994年）。在他启程之前，中俄双方本来已经商定了中俄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4月23日晚，俄驻华使馆官员向中方紧急通报，说叶利钦在专机起飞之后，在飞机上认真阅读了联合声明文本，认为文件还不能反映两国关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他建议将两国关系表述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交部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当时的江泽民主席。后来，就在叶利钦还在来华飞机上的时候，两国达成了这个重大协议。

我认为，当时中方之所以积极呼应叶利钦的这一动议，不光因为我们确认俄方有诚意推动双边关系，也看到俄罗斯并不想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处理中俄关系。而俄方决心与中国走近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当时美国正紧锣密鼓地筹划和催动北约东扩，俄罗斯开始面临重大的地缘政治压力。

记者：两国关系能够不断发展的最持久、最强劲的动力和根源是什么？

冯绍雷：中俄关系是具有独特的维度与内涵的一种双边关系。第一，中俄具有各自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为当代双边关系提供丰富思想资源；第二，中俄当今都面临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目标，既有互相影响，也可相互借重；第三，总体上说，中俄都同属非西方世界，面对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很多立场相同；第四，中俄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大国责任和抱负推动着中俄的接近。第五，中俄两国间内部和外部关系的紧密交织程度，世所罕见。20世纪以来，苏俄曾经对中国的制度建构和政治经济发展有过深刻影响；战争年代、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年代的合作交往，包括双方曾经做出的奉献，都为中俄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具有思想性的和物质性的丰厚积累。

中俄两国本身、中俄间的关系不是没有各自复杂历史。但中俄两国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相互体察，远远超过西方同行对此的感受。这是中俄两国能够不断深化相互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认知背景。

我与普京总统见面时，曾问起过他对90年代后中俄关系的看法，他爽快地回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我们那样，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这样复杂的历史边界问题。这样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能无后顾之忧地集中精力从事国内建设。既然连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解决，那么，今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够克服呢？”

也正因此，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第一次访问俄罗斯时，就明确表示：“中俄关系已从上世纪90年代建立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升到21世纪前10年逐步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可见，在90年代中俄之间就已经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明显早于在中美关系间使用这一提法。在习主席的表述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新型大国关系”，要高出一个位阶。

从一个长时段来看，在一个具有多向度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俄这两个超大型国家全方位的自主与创新、不甘人后、有合理务实的担当和抱负，将是中俄关系发展的最强劲、最持久的动力之所在。只有当两大国内在的激情和理性的交汇，才是其相互关系持续强大的真正源泉之所在。

记者：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世界格局，尤其是亚太地区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冯绍雷：当前的关键性特点，乃是冷战后国际关系正在进入其第二个阶段，为中俄提供了一个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与冷战刚终结时欧美国家主导的格局相比，而今美国虽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但国际治理结构从G7向G20的转换，是大势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一进程中，中俄作为新兴国家中流砥柱的作用，无可置疑。

其次，全球化受阻，地区层面的竞争合作日益成为各国事务的聚焦。就亚太而言，中俄合作的巨大潜能已有显现。总体上说，还处于谋划布局的阶段，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俄罗斯“转向亚洲”这两大趋势的汇流，使得亚太必将面临巨大变革。就亚太现代化发展的长趋势而言，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乃是当今世界难得的潜在而巨大的发展空间。俄罗斯的这一部分与亚太、特别是与东亚地区之间的深刻经济互补性，是未来世界、区域和包括中俄在内的亚太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亚太的区域安全构架尚未建立。今后的亚太，究竟是在中美和各相关国家之间推进势力均衡式的地缘政治构架，还是以所谓“欧安会模式”来建立区域合作体制，中俄还大有可为。

从目前来看，在中国积极推动之下，俄罗斯参与了APEC、东亚峰会等一系列重要峰会机制，为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空间。俄罗斯最近对于中国在南海事务中所主张的由当事国解决争端的立场表示支持，也使得中国核心利益得到伸张。美国与亚太地区加强军事结盟关系，借口朝韩问题，正加紧部署反导武器，并以大规模与日韩等国的联合军演与之呼应。而中俄之间最近在南海的联合军演，显然是对于上述动向的一种牵制。

记者：中俄两国最近在哪些国际事务中加强了协作，取得了怎样的战略效果？

冯绍雷：今年6月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声明》是一个重量级的合作成果全面清单。

就全球问题而言，《声明》对于联合国权威的维护和改革、全球多边体制稳定和发展、反恐与武器不扩散、气候协议的推进、多边文明对话、特别是以“网络主权”为核心内容的对于国际信息安全和合作的大篇阐述，引人关注。在区域问题上，《声明》对于一系列区域新型合作机制的肯定，对乌克兰、叙利亚、朝鲜半岛、伊朗、中亚、国际海洋法问题等敏感领域的共同和近似看法的表述，无疑有助于在当今迷乱态势之下，澄清是非，引领大局。

 值得一提的是，两国元首就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责成有关部门拿出工作方案，这是一项令国际视野聚焦的重大进展。2011年普京提出欧亚经济联盟之后，2013年习近平发表有关“一带一路”的构想，2015年两国元首进一步就上述两者“对接”达成协议，而刚刚一年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这一次最高层官方联合声明中载入了有关“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共同立场。这既表明当前大局之下，中俄两国政府的协作关系大幅提速，同时，也需说明，这是中俄学术界经长期思考和很多次深入交流之后，为决策界所采用的一项提议。

从目前看，未来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所含内容极其广泛，不仅俄罗斯和中亚所在欧亚经济联盟将会参与，中国、俄罗斯、中亚和其他伙伴同在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将可能加入，而且，刚刚在索契与俄罗斯重申了全面合作的东盟，也可能被邀进入这一进程。

当然，“一带一路”构想会是“大欧亚伙伴关系”题中应有之义。而就这些组织本身而言，至少上海合作组织又将面临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包括今后可能吸收伊朗的重大变化。可见，随着“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一新范畴的提出，今后的欧亚大陆东侧和一大片纵深地带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形势，将逐步发生大变化。人们关注的是，这一前所未见的重大变动，将会产生怎样的地区辐射与全球影响。

正当西方言说“伙伴关系的局限性”之时，中俄合作水平的提升，表明了这一伙伴关系的“不封顶”。

记者：当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须要做好应对哪些风险的准备？

冯绍雷：2015年中俄经贸关系并未达到原定1000亿美元的指标。除了金融危机等外部原因外，普京坦言：中俄合作也非常艰难。在近四十余年对西方开放之后，对于向欧亚大陆内部国家的开放，会非常不同。面临一个既是文化传统上接近于欧洲，但是，市场发展水平较不充分，结构转型依然面临巨大困顿的俄罗斯，对中国而言，如何推动合作，远非轻而易举。

与政治高端双方领导着力推动中俄关系的局面不太一样，开放的舆论环境下，对于俄罗斯本身和对中俄关系的多样化评价，难以规避。特别是在媒体传播和学术交流领域依然是西方语言占有主导态势的背景之下，如何客观把握和评价俄罗斯的内外复杂进程，也远非舆论一律。这一状态前所未有地如何影响中俄关系前景，有待高度关注。

中俄双边关系共有60多项机制，超过所有双边关系，这是一个长期努力工作的成果积累。但是这些机制如何真正落实，并有效运行，也不是都如人意。包括中俄之间签署的若干重要合作协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值得观察和进行认真考核与检验。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也即，如何为必定受到艰难挑战的中俄关系及其相关的复杂问题，提供足够知识与观念准备。如果，深入观察当下各种区域合作进程，可以看出，有无知识与观念准备，远非小事。

有准备则立，无准备则败。因此，在中俄双边关系推进中，切实了解合作对方、深入认识国际环境、也进一步看清自己的优长与不足。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以平等客观的态度，胸有成竹地去增信释疑、深化合作；也做好准备，去迎接将来更为宽广世界中的风浪与挑战。

记者：下一步，您认为哪些政治、经济或军事领域的合作将是中俄重要关注点？

冯绍雷：就政治领域而言，中俄双方对于未来全球层面，以及亚太与欧亚区域体制的构建，还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沟通和协调。以求真正在平等、包容、进取、均衡的原则之下，建立起中俄的和谐外部环境。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建立起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对抗的中、美、俄之间的三边关系。

中俄经济合作已到了一个新临界点，第一，不光是从原来的原料能源购买走向共同研制、生产的合作模式亟待建立；第二，“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之间的如何“对接”，已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总体而言，中俄经济有待于纳入一个“现代化伙伴关系”之下来加以总体规划。多年前，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进程中曾经使用过这一提法，但是最后不欢而散。如何真正从现代化的长远发展目标出发去进行中俄间合作统筹规划，还是一项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协同攻关的宏大课题。

军事战略领域的中俄合作，历来是最有成效的一个方面。当下，美国反导系统显然对中俄形成严峻挑战，但是，中俄间反导合作如何在一个长远政治决策水平上加以认知，如何利用信息产业的创新成果，如何在多项基础性研究、包括知识产权等法律合作等等系统保障之下落实合作，还是一项综合工程。

最后，中俄间的思想文化交往依然是一个有待大大加强的领域。我曾经在好几个领导部门的推动之下，进行过这一领域的系统调研。总的感觉是，在中俄老百姓和精英之间思想和心灵沟通方面，还有大量的空白和薄弱环节。如何将传统的政治宣传，演化为更深入人心的交流沟通；如何使得既相近、又遥远的中俄两大文明，真正处于包容与和谐状态，还有大量艰苦工作要做。当然，这首先事关优秀人才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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