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达莎住的是俄外贸局的公寓,自打我们从圣彼得堡回到莫斯科后,她的公寓就成了我俩约会的地方,白天上班当然没时间,晚上又常常加班,不是驻俄使馆那边有事就是协调组这边有事,再加上那段时间我得赶写《中国外企在全球状况的考察报告》,根本抽不出空儿来相聚,即使有个机会我们约好了,也要等到下班后,我开车先回到使馆,把车放好,再悄悄坐出租车跑到她的公寓。按说娜达莎有车,但我不能坐她的车,一但遇到认识的人就麻烦了。正是我们如此谨慎小心,才始终没有被别人发现一点蛛丝马脚,堪称超级保密。
这天晚上我们在她的公寓相聚了。娜达莎已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等我到来,我们吃完饭后,娜达莎顾不上洗碗就拉我拥入卧室,对我“质询”开了。
“你说,阿伊夏娃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她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笑了,专门逗她:“这件事嘛,你去问她好了。我也要问你,你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说:“这是不一样的!杨,我是你铁定的女朋友,不久就要做你的老婆,当然对你好的,可她是你的什么人?”
我点点她的翘鼻子:“她是我在俄罗斯的同事和朋友,也是你的同事和朋友。正如你说的,你和阿伊夏娃是不一样的,老婆和朋友是不一样的,这在我们中国是有严格界限的,但是,有了老婆,不等于丢掉朋友的。”
“这我知道的,可我就是不愿看到你和阿伊夏娃、王丽在一起的,也许我是忌妒心发作吧,但我控制不了。”娜达莎喃喃地说,“你说怎么办?我亲爱的杨。”
我说:“那你就想着我,念着我,断定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说着,我一把将她拥入怀里,亲吻她,爱抚她,她嗷嗷地叫着……
我们亲热过后,我抽支烟,拥着她说:“知道吗,娜达莎,我妹妹小芳很喜欢你的。”
“是这样吗?我也非常喜欢小芳妹妹的。”她欣喜地说,“那你这次回家,一定是把我们的事对你们家里人讲了吧?”
我说:“还用我说,我们村子里早都传出你是我的女朋友啦。”
“不不,他们说的不对,我是你未来的老婆,唯一的老婆!”她热辣辣地吻着我,“要不,我能这样让你随便抚摸我……”
“可我们还没有向中国方面讲明的,更没有拿到结婚证书的。”我说,一边思索着。
“那怎么办?说不定我爸爸和维德钦可斯基爷爷为我们的事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掐灭烟,说:“我这次回家,看到我父亲身体很不好,整晚咳嗽,是多年的哮喘病犯了,爸妈这辈子的期盼就是看着我娶妻成家,我想好了,我俩的事不能再等了,我要向外交部尽快说明情况的。”
娜达莎忽地坐起来说:“是的,是的,可是,我们也要赶快帮老人家看病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很快北京奥运会就开始了,我决定向外交部请个假,带爸妈和小妹到北京看看玩玩,再给爸好好检查一下身体。”我说着我的打算,“但是,我们也要尽快办理婚事的,这样爸妈就高兴了,放心了,说不定我爸的身体会好起来的。”
“好的,杨,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她用劲搂着我的脖子,“我们要从暧昧的交友关系变成透明的恋爱关系,要从秘密的间谍行为走向公开的夫妻行为!我亲爱的,我们这可是一个大的根本性的人生转型和跨越啊!”
我简直笑得要流出鼻涕来,娜达莎本来讲汉语就可以,但自从跟我相识以来,越发注意时时刻刻学习汉语,这不,把中国的一些政治语汇都加进去了。
“你说得没错,我们的关系就是要公开透明,像你的身体一样透明!”我狠狠地拥抱她,抚摸她。
“哇,你这样疯狂!”娜达莎闭住了眼睛,“嗷,亲爱的,我真想要你……”
一场鹅毛大雪把整个莫斯科变成一片银色的世界。这是2008年3月底,北京这时候已是春光烂漫,繁花似锦,热火朝天的奥运会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可在莫斯科我还要穿着羽绒服上下班。
这天下班的时候,大片雪花纷纷扬扬还在飘着,人员下班基本走光了,趁着这个空儿,我来到老阎的办公室。
“杨洋,你还没走哇,有事吗?来来,快坐下。”老阎正在看文件,他合上文件夹,亲切地看着我。
我思谋了好长时间,觉得应该先把我和娜达莎的事儿告诉老阎,因为我们这件事虽属个人私事,可是在外交部涉外工作人员中还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需要请他帮我出出主意。
我把我和娜达莎的关系详详细细给他说了,是涨红着脸,吱吱吾吾的。
老阎细细听了,先是惊喜,随后便严肃起来。“啊?这是真的吗?”他愣了一会儿,哈哈地笑着,“好事呀!好事呀!”他连连说,“我早就盼望你有这一天的,你也不小了,该成个家了,我们做外事工作的也要考虑家庭生活的,娜达莎是个好姑娘,我早就看出来了,作为你的一个上辈,我内心是高兴的。但是,我要给你讲实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杨洋,你是做外交工作的,你选择的爱人不能是外籍女孩子,这你也是明白的。哎,你们俩的事给外交部和驻俄使馆汇报了吗?”
我说根本没有,我只是现在给你透露的,请你帮我出个主意。
“你让我想想。”老阎忙给我倒了一杯热茶,然后摸着头思考了好大一会儿,“我这就给一个人挂个电话,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电话通了。“是张司长吗?老同学,我是阎广平,我现在给你透露一个喜讯!”
原来他是给北京张司长挂电话。后来我才知道老阎和张司长是大学的同学,毕业后他俩一起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商务部新组建时老阎才被抽调到商务部。
电话里传来张司长的声音:“哈哈,你的声音我还能听不出来么!什么喜讯?不会是给我捎回来几瓶格瓦斯吧?那玩意儿我喝不惯。”
“你倒想得美!哎,我告诉你,老同学,你心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总算有点儿眉目了,山放羊终于找上女朋友啦!可是……这家伙结识了一个俄罗斯女朋友,我觉得不好办啊!”
“杨洋这个山汉真他妈的成问题,这么大的事也不给部里汇报!”听电话里的声音,张司长显然很生气,“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嗨,他是不敢给你汇报的呀,现在只是才给我悄悄地说了,求我帮他拿个主意。”老阎说,“哎,你早就知道了?可杨洋没给你说呀,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司长提高了声调:“不光我知道,王副部长都知道了!”
老阎看我一眼,急忙问道:“那是谁透露出去的?这八字还没一撇呐。”
张司长说:“俄罗斯方面来人了,亲自找上门的,是娜达莎的爸爸华西耶夫,还有那位维德钦可斯基先生,为娜达莎和杨洋两人的事专门从圣彼得堡来到北京,找到我和王副部长详细说了。”
“原来是这样啊!”老阎又看我一眼。
张司长压低声音说:“王副部长本想让杨洋和娜达莎两人尽快回一趟北京,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他们应该给外交部干部司讲清楚,以供司里和部里研究考虑。但硬是让我挡住了,我向王副部长提建议说,杨洋事前不向组织汇报,现在居然搬来俄罗斯女朋友的娘家人来中国‘闹事’,这像什么话!咱们就是不动,要稳坐钓鱼船,倒要看看杨洋和娜达莎怎么着急,看看这一对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还会搞什么小动作!”
老阎喘口气,苦笑着说:“杨洋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他正为这件事胆战心惊得要命,不知如何是好。”
“他在你办公室呀?你让这家伙接电话!”张司长气呼呼地说。
老阎把话筒递给我,我忙给张司长说我不知道娜达莎家里的人去到北京,并且还一再解释说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和娜达莎处朋友的,是娜达莎老缠着我的。
“你胡说!你分明是在推卸责任,男女两个人处朋友,谈恋爱,是两个人共同的心意和要求,怎么能都推给人家俄罗斯姑娘呢?你如果根本没这个想法,断然拒绝,娜达莎会缠你吗?他们家的人会来外交部说情况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竟然嫁祸于人,瞧瞧你这山汉的德性!”
我被说毛了,哆哆嗦嗦地拿着话筒尴尬地站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阎看着我一副狼狈相,对着话筒忙说:“我的张大司长,你这么一训斥,可把杨洋吓坏了,他在我跟前浑身哆嗦个停,说不定会屙一裤尿一裤的!”
“我还没讲完呢!杨洋你听着,你知道吗,你的行为违背了涉外人员的工作准则,你是在犯错误!”张司长更火了,“娜达莎在吗?我要跟她讲话。”
其实娜达莎早就在门外站着,偷听室内的动静。她本想和我一块来向老阎说我们的事的,我劝说她暂时在门外等一等,不妨我先向老阎透露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没辙了,干脆来个淘井见底吧!我开了门让娜达莎进来。
娜达莎在门外全都听到了。她倒挺镇静,不慌不忙地接过话筒,热情地说:“张司长您好啊!我爸爸华西耶夫和维德钦可斯基爷爷到北京见到您来吗?他们俩可是专门为我和杨洋的事……你们中国人是怎么说来着,噢,是做媒的,是当红娘的,也就是为我们保驾护航的。”
娜达莎的风趣和直率,让那头张司长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停一会儿,他严肃认真地说:“娜达莎,我们一定要一码事归一码事的,尽管你为中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一定贡献,被中国人誉为中俄友好形象使者,但我还是要跟你讲清楚的,作为一名中国的外交官,杨洋跟你谈恋爱,是违犯我国的外事纪律的,他是在犯错误,你明白吗?”
“亲爱的张司长,你们中国的涉外政策我也是清楚的,要严格要求外交外事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可杨洋在俄罗斯工作期间,一贯表现很好的,阎先生可以证明,协调组俄方领导和同事们可以证明,他一点也没犯什么错误啊!至于我和杨洋的关系,纯粹是我缠着他的,责任在我,他没有错的,因为我看准他的人格和品行,看准他的才能和诚实,所以我才喜欢上他的,爱上他的,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高尚的,是白纸一张,没有一点不清不白的污点,这是绝对的,我敢在上帝面前发誓!您是领导,您不妨开个价吧,说出条件,我应该怎么办,才能成就我们的爱情和婚姻,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眨一眼的,反正,我今天向领导表明态度,我,娜达莎,今生今世是跟定杨洋啦,是铁定的,您和任何人都不能拆散我们的!”
“啊,娜达莎姑娘,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开价?讲条件?交朋友,谈恋爱,难道是商品买卖关系吗?”张司长缓和了口气,他顿一顿说,“娜达莎,你写的退出俄罗斯国籍申请报告和加人中国国籍申请报告,王副部长和我都看到了,是你爸爸和维德钦可斯基先生亲自送来让我们看的,为的是征求中国外交部的意见,你和杨洋的事情,关键是你的国籍问题,你可要想好了!”
“是的是的,张司长您说的完全没错的,关键是我本人,但我是同意的,我们全家人是同意的,并且我还分别到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外贸局说明情况,领导和同事们虽然都感到吃惊和意外,奉劝我理智地好好想一想,说我有着远大美好的诱人前程,这样就全抛弃了,非常可惜的!我给他们反复讲,干任何事情都要有舍有得,为着追求我的爱情和幸福,我顾不得那么多啦!”
我隐约听到张司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娜达莎,你是一位俄罗斯好姑娘,我给你说,像你和杨洋的事情,在中国外交部还是头一次,没有先例的,关于你们的事,不单是我们外交部,还需要征求公安部门等有关单位的意见,事情很麻烦很复杂,你和杨洋可要有思想准备。”
娜达莎说:“是的是的,我和杨洋都想到的,好事多磨嘛!不过,我们有两位大贵人帮助的,这两位大贵人就是你和王副部长啊!有你们二位长官帮助,我和杨洋的事一定会马到成功的!我要感谢上帝保佑,感谢命运安排,感谢贵人帮助的!乌拉!哈拉少!”
张司长在电话上笑得一塌糊涂,连连说:“想不到娜达莎姑娘的嘴巴这么甜,很会给别人戴高帽子,是学山放羊的吧?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还没进门的,就跟山放羊串通一气啦,哈哈!”
这期间,根据外交部的安排,中国驻俄大使馆派人分别到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俄外贸局专门调查了解娜达莎的情况,我和娜达莎又特地回了一趟北京,分别到外交部、公安部说明了情况。外交部专门为我们的事情开会研究,娜达莎加人中国国籍的事情总算通过了,眼下正等待着办理手续。
真应了福兮祸所依这句古语。正当我沉浸于事业和爱情不期而至的喜悦之中时,大祸临头了!
2008年5月12日,我国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消息传到驻俄大使馆后,我迅速将这一“国难”向协调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传达,大家都沉浸在极度的悲哀之中。我们这个集体虽然是由中方和俄方两国人员组成,但相当团结和睦,不分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纷纷要求为灾区捐款捐物,两天时间30名中俄工作人员就捐款20多万元人民币送交中国驻俄使馆,加上使馆同志捐献的70多万元,共计100多万元人民币汇寄中国红十字会,中央电视台为此作了通报。
有谁料到,接着汶川大地震的发生,我头上竟然也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这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忙活,老阎和驻俄使馆的两位同志突然进来,给我看了一份外交部内部文件,限令我立刻回国,并且由驻俄使馆这两位同志一路上“护送”。下午,老阎神态凝重地把我送上飞往北京的班机。当时娜达莎正在外地出差,我来不及向她告别。
回到北京,我被中纪委安排到一个无人知晓地方,接受调查和交代问题。
从莫斯科到北京的一路之上,我始终处于昏昏沉沉和糊里糊涂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我的问题属于大案,是由中纪委直接抓的,同时指示部里的领导和同事必须回避,所以我一点情况都不知道。
直到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上午,中纪委的同志正式询问我的时候,我才明白自己犯了严重受贿罪。据中纪委查证,我用500万元购置了一套高档商品住房,在北京望京一个著名社区,这里大部分居住着有钱的韩国人。
天!冤枉啊!我哪来的500万元购买高档商品住房?
中纪委专案组的同志对我严肃地指出,他们经过实地调查,这处高档商品房确实是我买的,房产证上清清楚楚地填写着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并且说你要正视这个问题,千万不可存抵赖的心理,要老实说明情况。
这样的审查阵势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被一棒打蒙了,任我怎么解释怎么说明怎么辩白都无济于事,专案组人员总是耐心地说你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正视问题,我即使浑身是口也无言以对,我欲哭无泪。
紧接着,中纪委专案组派人专程来到我的老家羊圈村,向爸妈和小妹调查了解情况。这一来,全村人都知道我犯案了,气急上火的爸一下子躺到炕上爬不起来,妈整天以泪洗面也卧床不起,小妹为了伺候爸妈照料家里,只好中途辍学了。
又接着,刘荞生、杨水妹也接受了询问。而且张司长和王副部长也接受了调查。一时间“杨洋重案”成了外交部人人说道的谈资。
与此同时,中纪委专案组又赴莫斯科调查情况,对驻俄使馆和协调组的有关人员一一询问。当时娜达莎还在外地出差没回来,专案组两位同志等了两天才见到娜达莎。
在娜达莎的办公室,展开了一场真诚、坦率、有趣又不乏火药味的对话。
娜达莎:你们好!来自北京的中国朋友,听阎先生告诉我,你们是找我有事吗?请你们喝咖啡。但是请你们等我一会儿,我要先见见杨洋的,我出差半个月没见到他了,打他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打他手机,他关机,这是很奇怪的,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特不放心,你们等着,我看看他就回来。
专案组人员:请你坐下,娜达莎小姐,听说你是杨洋的女朋友,我们从北京专程来到莫斯科,是向你调查了解一下杨洋的有关问题,请你如实地回答,不得隐瞒。
娜达莎:是吗?你们有点严肃,请放松好了,我一定会如实讲的,杨洋的情况我全知道的,他是不会对我隐瞒的。
专案组人员:这就好。请问,杨洋在北京买了一套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高档商品住房,你知道这件事吗?
娜达莎:啊!真是这样吗?那好呀,我们这下结婚后就有房子住啦!可是,我不相信,他哪有这么多钱买这么高级的房子呢?
专案组人员:我们就是向你问这件事的,杨洋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娜达莎:这不可能,杨洋绝对买不起的,他家很穷的,他个人也没有积蓄,这我知道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或者是给我开个玩笑,怎么可能呢?
专案组人员:这是事实,娜达莎小姐,我们已经核查过了,你也许不知道,这可能是杨洋隐瞒你了。
娜达莎:怎么会呢?杨洋决不会欺骗我的,这一点我敢保证的。哎,阎先生还没来得及给我介绍你们二位是什么部门的,是中国外交部的吧?中国外交部的张司长还有王副部长是很了解杨洋的,两位领导对我也很好的。
专案组人员:我们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是专门调查杨洋的问题而来到莫斯科的。
娜达莎:啊?你们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你们的意思是说杨洋犯了罪?杨洋受贿500万元人民币买了高级房子?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在杨洋身上的!你们这是冤枉他呀,我要申诉的!
专案组人员:娜达莎小姐,请你冷静。
娜达莎:我冷静不了!先生们,我看着我心爱的人被人诬陷,你们又受蒙蔽,我怎么能冷静得了?我知道你们是负责监督中国公务员的,但是你们也有责任保护公务员的,请问,你们保护了吗?你们保护了杨洋吗?杨洋在哪里,我要见到他!
令专案组同志和老阎没想到的是,娜达莎嚎啕大哭地冲出办公室,当天连夜就坐上了莫斯科直达北京的班机。
“杨洋重案”成了中纪委近几年最为头疼和棘手的案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专案组通过各个渠道调查取证,都一无所获。
二是询问当事人,也就是我本人,我实话实说,不仅一口否认这房子是自己购买的,而且还说明我还根本不知道这房子是从哪儿来的。我请求中纪委再深入彻底调查,还我一个清白。
三是外交部上上下下对“杨洋重案”持有保留意见和看法。首先是王副部长向中纪委专案组表明了态度。他说,部党组多次研究讨论杨洋的案件,认为根据领导和同事们的反映,杨洋不可能有收受贿赂的迹象,他的工作性质也不存在收受贿赂的条件和空间。张司长是个直性人,他断然对专案组同志说,杨洋一个农家子弟,在外交部是个穷光蛋,他工作向来是公私分明的,就是把他打死也弄不来500万,这个案件一定有问题。
四是找我的好朋友刘荞生和杨水妹调查。你听刘荞生怎么说,要从我和杨洋的私人关系上说,杨洋这些年帮助我创业和发展确实尽力了,我至今感激他,现在我有点钱了,就是自己拿出500万给他买一处房子也领不了他的情谊,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是亵渎我和杨洋之间的兄弟之情老乡之情同学之情,更何况杨洋这个人也根本不会让我这么做的。杨水妹更是说得绝,杨洋正直正派,他更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在我们同学中都知道他那个倔犟的德性,他会接受500万的贿赂?笑话!像他这种人,有谁肯给他的?又有谁敢给他的?
所有这些情况让专案组的同志深感头痛,所有掌握的线索、渠道和有关人员都调查取证了,就是跟当事人杨洋沾不上边儿。
可是,这处高档商品房的确是杨洋一手购买的,这是铁的事实。
面对这种情况,中纪委有关领导同志明确指示专案组,越是蹊跷的问题越要深查,特别是涉及到外交外事人员的问题,越要查清楚,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外交形象和国际舆论。还特别指出,对于外交部出现的这个重大案件,一定要冲破本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从这一蹊跷案件中深挖其中的贪腐根子。
这一指示一下达,外交部从上到下都紧张起来。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向国外提供了国家经贸情报机密才涝到了“好处”。于时,“杨洋重案”并非国内同类型的贪腐案件,而是更趋严重和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