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千年历史中的东西方之惑（全文）
- 2010-11-13 23:54:23 字数：#HOPE_ContentWords# 俄罗斯研究 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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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第三次西学，也像前两次一样，开始于剧烈的社会震荡——苏联解体，而对于这次选择西方的结果，目前下任何断言都为时尚早：俄罗斯的第一次西学差不多持续了800年，第二次西学用了300年，第三次西学至今只过去了短短的20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初期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并未使俄罗斯迅速走上民族复兴之路，反而使它的经济几乎在激进改革中陷于崩溃，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俄罗斯对西方伙伴的幻想很快破灭，国家对外政策也从“过分指望西方”过渡到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温和保守主义”。
即使是在全盘西化成为国家发展大政的时刻，俄罗斯思想界也并未停止过对东西方问题的思考。其中，索尔仁尼琴的“新斯拉夫主义”和脱胎于经典欧亚主义思想的“新欧亚主义”都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和俄罗斯的未来发展道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在20世纪90年代，索尔仁尼琴在大量的演讲、接受采访和《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5)、《倾塌的俄罗斯》(1998)等政论作品中，就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特性和使命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新斯拉夫主义”立场。“西方”一词在其中高频率地出现，“在谈到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时，索尔仁尼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西方，或是拿西方做比对。”例如，他高度评价米哈伊尔时期的国民会议制度，就因为“这整个俄罗斯国家体制绝对不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也没有模仿任何人”；而批评彼得一世的最大失误在于“没能意识到，个别的文明和文化成果是无法脱离其成熟的心理环境被(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索尔仁尼琴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更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不假思索地仿效西方，只能招致俄罗斯全面倾塌的恶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和道路，俄罗斯不能靠简单复制西方道路获得自身发展。索尔仁尼琴提倡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内政外交政策，突出民本思想，把“保全民族”当作20世纪末最迫切的俄罗斯问题。早在1990年，苏联尚未解体之时，他就主张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俄罗斯联盟”，其他12个加盟共和国大可独立出去。这鲜明地反映出索尔仁尼琴“新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实质。
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当代俄罗斯社会发掘、出版、研究古典欧亚主义思想热潮的兴起，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学说——新欧亚主义也应运而生了。可以说，这是欧亚主义思想时隔七十年之后的再次勃兴。自称是“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列夫·古米廖夫在其中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古米廖夫从50年代末起，与古典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维茨基保持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通信联系，不仅近距离地接触到古典欧亚主义思想的精髓，更是通过创立民族起源元气说和民族互动理论，深化和丰富了欧亚主义思想。根据古米廖夫的理论，罗斯和草原民族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历史上，罗斯和蒙古鞑靼草原游牧民族之间从战争到结盟的互动关系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罗斯和西方之间，由于“元气”所处的阶段不同，彼此之间没有亲和力，反而长期受到排斥力的作用，这意味着双方之间缺乏进行良性互动的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实现融合。古米廖夫发出警告：“俄罗斯和西欧实现一体化的代价将是彻底遗失本国传统，而后被后者完全同化”。他指出，“只有作为欧亚强国，也只有通过欧亚主义，俄罗斯才能得救”。
古米廖夫的民族起源元气说得到“欧亚党”主席亚历山大·杜金的高度评价，称其为欧亚主义世界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新欧亚主义”的说法也正是杜金提出来的，他主张用现代地缘政治学思想丰富古典欧亚主义理念，使其从一种历史哲学观上升为俄罗斯在新世纪的“国家思想”。
迄今为止，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已经走过了近百年。最初，它只是一个梦想建立东正教思想统领下的欧亚俄罗斯世界的宗教哲学流派。经过几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古米廖夫用民族起源理论和民族互动理论再次论证了这一思想，而杜金又用“新欧亚主义”对其加以包装。这样，它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历史哲学思潮，而是发展到拥有自己的政党实体的一股思想一政治力量，并越来越现实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国内从来不乏反对者，这说明，俄罗斯的东西方问题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无论如何，俄罗斯近年来在内政外交领域实施的新政表明，它正在经历一个从全面向西到回归自我的过程。可是，随着梅德韦杰夫“现代化”理念的提出，俄罗斯历史取向的钟摆似乎又摆向西方。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西方一俄罗斯一东方”的三相关系中，西方的概念在俄罗斯思想家的论述中相对清晰、集中。虽然自18世纪俄罗斯思想启蒙以来，有人注重西方的宗教信仰，有人关注西方的社会思想，但除却议论的侧重点不同，这个“西方”基本上没有超出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欧洲文化的范围。俄罗斯的民族自觉意识不断要求历史哲学对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形成的亲缘关系作出反思，要求在相似之中明确差异，确立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根基论、欧亚主义、新欧亚主义等等，莫不是这条探索长路上的阶段性产物。我们可以借助索绪尔指出的人类思维和语言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原则，把学习者——俄罗斯和被学习者——西欧也当作一种二元对立结构来考察，正如“语言这个系统是由互相差异中得到确定的各项组成的”，要获得关于某一种文化的任何知识，“都总须通过辨别彼此和他我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由自身和在自身确定，而必须靠区别于自身者来确定。因此，俄罗斯无论是向西方学习，还是与西方对立，西方始终是俄罗斯自我确立之路上的“他我”和主要参照物。这就是我们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是“西方一俄罗斯一东方”问题核心所在的原因。事实上，该问题的提出即直接与俄罗斯和西欧之间的关系有关，是俄罗斯民族自觉的产物，是一个关系到模仿与超越、学习与创新的问题。
为了突出俄罗斯相对于西欧的独特性，俄罗斯思想家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俄罗斯文化的东方性，在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不同层面的“东方”内涵，不一而足：首先，俄罗斯国家形成于欧洲东部，相对于西方各国，俄罗斯就是地理上的东方；此外，相对于古罗斯还有一个东方，这就是蒙古鞑靼人游牧的草原。俄罗斯一方面与之作战，另一方面又与其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客观上为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俄罗斯继承了金帐汗国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传统，并最终征服草原发展成为地跨欧亚的大帝国；除了俄罗斯地理和历史上的东方，还有一个信仰层面的东方，那就是东正教所代表的基督教的东方。罗斯受洗之时正值基督教东西教会正式分裂的前夕，事实上的分立不可能不给俄罗斯的宗教意识留下印记。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东正教作为国教，标志着俄罗斯自觉地走向了基督教的东方。凡此种种“东方”——无论是地理上的、历史上的、还是信仰上的——其实都是俄罗斯内在的“东方”。如果说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最早提出“西方－俄罗斯－东方”问题时，这个“东方”还是外在于俄罗斯的东方，那么，在其后辈俄罗斯思想家的论述中，外在的东方则常常被俄罗斯内在的东方因素悄然代替，“西方－俄罗斯－东方”的三相结构也继而演变成“西方－俄罗斯(东方)”的二元对立关系了。而东方概念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恰恰证明它不是俄罗斯思想家们研究的目标概念，而只是一种论证的辅助手段：还有什么比“东方”更能雄辩有力地与西方相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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