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全部由政府分配，这是苏联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称作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苏联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在一次会议上，时任粮食部长的瞿鲁巴突然昏倒，他是饿晕的。作为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却没能填饱自己的肚子，这样下去队伍没法带了，列宁当即指示设立“疗养食堂”。“疗养食堂”就是“特供”的最早起源。

　　“疗养食堂”只能让一部分人先饱起来，“疗养食堂”之外的惨象，由中国报纸派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瞿秋白忠实地记录下来：“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苏联饥民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穿越边境的苏联难民中间混杂着数不清的武装分子和间谍，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国各界捐款捐粮，合力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集粮数百车过境救济俄国灾民无数。李大钊和彭泽湘等人最初都是以“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名义奔赴苏联的。

　　1920年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恢复市场交易，经济形势得到改善，但是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后，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展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后来被称作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虽然是从新经济政策朝军事共产主义的方向倒退，但没有完全回到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主要是政府全盘控制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特供体系，一部分是普通商店。

　　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与国际接轨，普通商店不仅价格高，而且长期短缺，有钱买不到东西。二战后，苏联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因为庞大的特供体系霸占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

　　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说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特供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为维护干部队伍的稳定，干部通常只升不降，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便终身任职不用退休。领导干部终身制，堵住了年轻干部的晋升通道，为了调动年轻干部的积极性，不得不增设机构以增加领导岗位，到上世纪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特供系统不仅按级别照顾领导干部，而且扩大到他们的家属，形成庞大的特权阶层。

　　特供不仅要满足特权阶层的消费需求，而且是黑市商品的主要来源。苏联的特供体系也不局限于特供商店，而是深入到了服务业，医疗保健、子女教育、休闲旅游自不必说，连空姐和飞行员都是特供的。特供系统稳定了干部队伍，但是特供机制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而且负担越来越重。当家人知道状况不可持续，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在领导层引起特供受损的担忧，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等到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时候，苏联经济已是沉疴难起。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最初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改革的，只是没有成效。在198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说：“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自发力量，而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不作私有化改革，不准许个体经营，不开放外商投资，仅仅扩大国有企业主权，实行工人选厂长的所谓“民主管理”，这些措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适逢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发钞失控，以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才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舒缓社会压力。

　　在特供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苏联领导层所能想到的改革方向，是把自己熟悉的特供体系扩大，希望最终把工人阶级也囊括进特供体系中去。不过，历史没有让这个目标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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