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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罗斯经济转型面临巨大挑战 普京强国梦想或泡汤
  • 2015-3-3 9:41:36    字数:21338    中俄资讯网www.chinaru.info    俄罗斯学刊 作者:李新
  •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两次转型:20世纪9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第一次转型采用“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陷入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性境地。2000—2007年间俄罗斯经济强劲复苏,有着制度性基础,但不可否认国际原料能源价格高企在其间的作用。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2008年普京为俄罗斯的长期发展制订了“普京计划”,即2020年前发展战略,其实质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原料能源依赖型转向创新发展道路,开启了俄罗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但是这一宏大转型将是长期和缓慢的,且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和所谓的“页岩气革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缺乏动力,对第二次转型形成巨大挑战。

        【作者简介】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两次转型:20世纪9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第一次转型采用“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陷入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性境地,国家财富被瓜分,国家领土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居民陷入贫困。2000—2007年间俄罗斯政府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制度上的完善,如加强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提高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重视民生,让居民休养生息,补偿国家20世纪90年代对居民的欠债。但是,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资源来自国家经济对原料和能源出口的强烈依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俄罗斯经济总量进入世界五强,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取的,已经走到尽头。2008年普京为俄罗斯的长期发展制订了“普京计划”,即2020年前发展战略,其实质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原料能源依赖型转向创新发展道路,由此开启了俄罗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根据《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此次转型计划分两个阶段,即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第一阶段(2008—2011年)和普京再次当选总统的第二阶段(2012—2020年)。梅德韦杰夫在构想实施的第一阶段力推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现代化联盟”,出台严厉打击腐败的法律文件,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由此为在第二阶段实现创新发展做好制度上的准备。不幸的是,俄罗斯经济创新发展和现代化的梦想遭遇到了全球经济危机。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进入实施的第二阶段。普京的创新发展和现代化思想基本体现在了他于2012年1—2月期间在俄罗斯主流媒体上发表的七篇纲领性文章和5月7日签署的一系列总统令当中,仍然延续《构想》的基本精神,只是有些策略性的变化,比如国有股减持,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等。

        一、“休克疗法”:经济制度转型

        1992年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过渡。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经济稳定化,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严控通货膨胀,力求宏观经济稳定;第二,经济自由化,全面放开价格,取消对外经济贸易垄断,实现自由经营;第三,产权私有化:确立私有制,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转换;第四,军转民,经济结构非军事化,适应市场需求,提高竞争力。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立。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私有制基本确立;价格全面放开,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废除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控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宏观调控体制开始形成;确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两级银行体制基本形成,金融体系得以调整;商品、劳动、资本等市场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步完善;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适应市场经济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形成;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加强法制建设。2002年6月和11月美国和欧盟分别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采用“休克疗法”方式大规模地和全面地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导致了灾难性的严重后果,瞬间把俄罗斯从一流国家抛向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休克疗法”在使俄罗斯迅速走向资本主义的同时,却也导致俄罗斯经济萧条、政权软弱、社会秩序混乱、国际地位下降。国民经济遭受破坏程度不仅大于20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也超过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具体表现在:

        第一,俄罗斯宏观经济指标大幅下降。1991—1998年,俄罗斯经济平均以每年6.5%的速度衰退,其中1992年和1994年衰退幅度分别达14.5%和12.7%。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乎减少了一半,1998年GDP总量和人均GDP只有1990年的58%。1999年的俄罗斯经济实力只相当于改革前的大约25%,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DP总量为8877亿美元,不足美国的1/10。人均GDP为6 067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0%。1992年外汇储备资产只有19.5亿美元(不含黄金储备),直到1999年也没有达到100亿美元。

        第二,主要实体经济部门严重衰退。工业生产平均以每年9%的速度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高达21%。1998年只有1991年的50%,其中,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只有41%,而轻工业衰退最严重,1998年只有1991年的14%。农业生产平均每年以6.1%的速度减少,1998年不足1991年的60%,粮食产量只有1991年的54%。固定资本投资以每年14.6%的速度减少,1998年固定资本总积累只有1990年的17%,固定资本磨损率达到60%。科技实力严重下降,从事研究和设计的研发人员从1992年的153万减少到1998年的85万,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人数从1991年的107.9万人减少到1998年的49.2万人。科学研究费用从1992年占GDP的0.5%减少到1998年的0.23%。

        第三,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伴随着一次性放开价格和大量的财政赤字,俄罗斯持续发生“奔腾式”通货膨胀。1991—2000年,工业品物价指数上升了15140倍,其中,电力价格上升27476倍,燃料价格上升48745倍,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了9297倍,食品价格上升13 907倍,有偿服务价格上升46 707倍。

        第四,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私有化过程中,国有企业被无偿或低价转让,社会财富损失约1.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GDP的4.2倍、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在私有化过程中极少数人侵吞国有财产,迅速聚集财富形成金融工业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第五,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在私有化过程中迅速聚敛财富形成的七大金融寡头控制了国家金融、工业和媒体,而广大居民的收入则下降了50%—70%。1996年4%富人的收入甚至高于80%低收入人口收入的总和,收入差距超过10倍,1994年曾一度达到15倍。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年均减少7.2%,其中1992年减少了47%。2000年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不足1991年的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在1992年和1998年分别达到53%以上。人口出生率从1987年的17.1‰下降到1996年的9‰,死亡人数是出生人数的1.6倍。俄罗斯人口平均以每年75.9万人的速度减少,1991—2000年共减少672.6万人,男性预期寿命下降到不足60岁。随着经济严重衰退,1998年失业率高达13.2%。

        1998年8月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9月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提出了稳定经济新纲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宣告结束。

        二、“拨乱反正”:对改革的再改革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俄罗斯给人的印象就是:除了庞大的核武库之外,什么都不是。2000年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虽然面对的是灾难深重的俄罗斯经济,但他对自己的国家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借用沙俄时期的改革家斯托雷平的话说:“给国家20年的安定,内部的和外部的,您将认不出现在的俄罗斯”,“我们不需要巨大的动荡,我们需要的是强大的俄罗斯”。为此,他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改革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再改革”,对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了完善,在此基础上,随着全球经济扩张期的到来,俄罗斯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第一,普京的强国理念。普京欢迎产权形式多样化,对自由市场经济充满了希望。同时他认为,结合俄罗斯人传统的价值观如爱国主义、大国和国家强权意识、社会团结形成的俄罗斯“新思想”,将成为俄罗斯新的社会意识。在俄罗斯历史上国家制度一直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强大的国家政权对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一种异常,相反是秩序的源泉和保证,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动力。普京强调,“俄罗斯曾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应该永远是这样”。他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复兴的关键在于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就是民主的、法制的和有作为的联邦国家。

        第二,提升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1)加强国家的垂直管理,明确国家的经济职能。针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地方“诸侯”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和社会无政府状态,2000年5月,普京决定按地域原则将相关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划分成7个联邦区,并任命每个联邦区的总统全权代表,设立代表处对地方政府进行协调和监督。同时修改联邦委员会由地方领导人组成原则,削弱地方领导人权限,强化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总统有权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废除了同联邦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法律。普京在2000年8月的国情咨文中明确界定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环境,国家彻底放弃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减低税负拉平税率,改革金融体系,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2)深化行政改革,优化国家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松绑解套。国家机构应成为落实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限制国家机关对经营活动主体所实施经济活动的干预,包括终止过多的国家调节,发展经济领域的自我调整组织体系。(3)打击官僚腐败,加强廉政建设。2003年开展了全国反腐肃贪运动,清理了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员和警察。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相继出台100个长期或短期的根除行贿的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一个适合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反腐防腐制度。2004年3月,成立了俄罗斯国家反腐败委员会。

        第三,调整私有化战略,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战略部门的控制。2001年12月,俄罗斯颁布新的《俄罗斯联邦国有和市政资产私有化法》,纠正了过去私有化的一些偏差,加强了对私有化的管理和监督。对于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企业通过法律程序收归国家所有。自2004年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主要行业陆续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迹象。国家通过限制战略性企业私有化、通过并购形式获得私营企业控制权、组建国家公司等手段控制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国有和地方政府所有的企业数量从2001年开始逐年增加,从36.7万家增加到2006年的41.3万家。俄罗斯政府在能源、军工、飞机、汽车、造船、核能、银行、重型机械、矿产开采、海洋和航空运输等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建立起了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

        第四,打击寡头垄断,控制战略资源。停止大规模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国家对战略性企业实行控股,加重对偷税、漏税企业主的惩罚力度。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大寡头相继或流亡海外或被投入监狱,其资产被收归国有,对一些石油公司和银行重新实行国有化。这标志着“寡头政治”的终结,使国民经济命脉重新掌握在国家手中。

        第五,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改革税制,减轻税收负担。提高预算作为国家经济政策最重要工具的效率,改革税收制度,消除三角债,彻底清理易货交易和其他非货币结算,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和卢布汇率的稳定,建立现代金融市场并使之成为积累投资资金的工具,对现有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造。

        第六,发挥能源超级大国作用,重返世界舞台。2003年出台了《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战略》,并把实施“能源战略”作为振兴经济的核心,将石油天然气当作俄罗斯经济振兴的重要武器,制定“能源立国、能源强国”的能源导向经济战略,开展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国有化运动,将这些战略资源重新掌握在国家手中。

        第七,将“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确定为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模式。加快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普京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GDP翻一番的战略目标。2005年普京提出了优先发展医疗、教育、住宅建设和农业的四大国家工程。

        经历10余年的动荡,新世纪伊始俄罗斯经济终于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高速复苏期。普京执政以来紧紧抓住国际油价上涨的契机,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调整产业结构,把加快经济增长步伐、消除贫困和提高经济竞争力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促使经济以年均7%的速度连续8年保持了稳定增长,经济总量2007年比2000年增加58.1%。2008年俄罗斯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2.3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2007年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比2000年增加63%,首次超过1989年的水平,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增加了1倍多,达到美国的43%。黄金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不足300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4 779亿美元。2000年俄罗斯国家外债高达1167亿美元,2006年8月提前归还了所欠巴黎俱乐部的所有外债,摆脱了沉重的外债包袱,到2007年外债只剩下374亿美元。财政收入从2000年占GDP的28.7%增加到2007年的40.5%。从2000年起,俄联邦财政开始进入稳定的盈余期,预算盈余从1 376.2亿卢布增加到2007年的19 896.8亿卢布,彻底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延续下来的转型经济危机。

        一是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吸引外资数量大幅增加。2002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穆迪、惠誉国际、标准普尔等公司将俄罗斯信用等级相继调高至投资级,俄罗斯对外资越来越具有吸引力。2000年俄罗斯吸引的外资还只有109.6亿美元,而到2007年就达到1209.4亿美元,增加了10倍以上,其中直接投资也从44.3亿美元增加到278亿美元,增加6.3倍。

        二是通货膨胀明显下降。消费价格指数从2000年的20.2%下降到2007年的11.9%,其中2006年通胀率首次降为一位数。生产者价格指数也从131.9%下降到2006年的10.4%,其中2001年为8.3%。

        三是主要实体经济部门全面复苏。2007年实现工业产值206130亿卢布,比2000年增加48.9%,年均增长6.2%。其中加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7.5%,有一半的年份超过10%。农业产值从2000年的7 741亿卢布增加到2007年的20 996亿卢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达到3.8%。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8%。2007年固定资本投资达到66267.7亿卢布,年均增长13.1%。2007年俄罗斯国民经济总积累69510亿卢布,是2000年的近2.5倍,其中新增固定资产以年均15.3%的速度递增。

        四是居民生活得到改善。随着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失业人口数量从2000年的705.9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424.6万人,平均每年减少9.8%。失业率也相应地从9.8%降到5.7%。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实际货币收入年均增加12.4%。相应地,收入低于最低生活线的贫困人口从3 650万减少到1890万,平均每年减少12.8%,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24.8%下降到18.9%,1992年和1998年这一比例甚至超过50%。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出现了爆炸性增加。反映居民消费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2000年的23522.7亿卢布增加到2007年的108661.5亿卢布。

        三、普京执政前八年俄罗斯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分析

        对于俄罗斯经济强劲复苏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是“休克疗法”的后期效应显现,更多的学者认为是国际原料和能源价格高企为俄罗斯带来滚滚能源红利。笔者认为需要客观地分析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原因。

        从这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发展情况看,可以将普京执政的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划分为两个阶段:1999—2002年和2003—2007年。

        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1)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刺激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在俄罗斯向独联体以外国家出口中,石油出口价格从1998年的每吨74.4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11美元和2000年的185美元。天然气出口价格从1999年的每千立方米55.3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01美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升使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的生产大幅度增加,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天然气等原料资源占其出口总额的70%以上。国际能源价格在1999年和2000年出现暴涨后,2001年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出现回落,降低到156美元,2002年又积蓄攻势,回升到163美元。天然气出口价格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动趋势,2002年降低到了85.7美元,2003年又冲高到106美元。(2)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居民消费品主要依赖进口、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致使许多企业开工不足,产能过剩,关门歇业。民族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随着1998年的危机发展,卢布贬值大大提升了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抑制了进口,促进了出口,激发了闲置的产能,使经济迅速增长。

        由于上述原因,1999年可以说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在经济上最辉煌的一年。GDP增长5.4%,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从1998年的5.7%减少到0.9%。工业生产增加了8.1%,农业生产增加了4%,固定资产投资增加5%。2000年俄罗斯经济规模猛增10%,其中工业、农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也分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8.7%、7.7%、17.4%。居民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增长率也随之达到13.4%。但是,随着卢布贬值效应的消失、国际能源价格在2001年和2002年出现回落以及产能闲置的逐渐消失和产能利用率的上升,2001年和2002年俄罗斯宏观经济指标出现大幅下滑。GDP增长率从2000年的10%滑落到5.1%和4.7%,工业产值的增长从8.7%滑落到2.9%和3.1%,投资的增长也从17.4%下滑到10%和2.8%。农业生产增长率更是从2000年的7.7%跌落到2002年的1.5%。此外,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大幅提高,购买国外高质量消费品的意愿上升,从而降低了对国产商品的需求,抑制了民族经济发展。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因素有:(1)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经过短暂的回落,直冲新高。2003—2007年间,英国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28.85美元上涨到72.7美元,是2000年的近2.6倍。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也从2003年的每吨174美元上涨到2007年的470美元,比2000年上涨1.7倍;天然气出口价格从106美元上涨到234美元,比2000年上涨1.7倍。俄罗斯能源产品出口在出口总规模中的占比迅速增加。矿产原料产品在俄罗斯出口额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3.8%上升到2007年的64.8%,其中石油及其制品和天然气出口价值从2000年的528.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 185.7亿美元,增加3.1倍,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分别从38.2%上升到41.5%。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部门在GDP中的占比从2003年的24.7%上升到2005年的37.2%。(2)居民消费大幅度增加。2003年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货币收入增加近15%,到2007年累计增长64.7%。收入的大幅增加刺激了居民消费。2003年俄罗斯家庭最终消费7.7万亿卢布,到2007年达到18.6万亿卢布。零售贸易额发生爆炸性增长,从2003年的8.8%上升到2007年的16.1%,增幅提高一倍。迅速发展的消费信贷有力支撑了居民消费的增加。2002年个人贷款总额只有784.5亿卢布,2003年增加到1 125.4亿卢布,2004年进一步蹿升至2 486.6亿卢布,2005年再翻一番达到5 381.6亿卢布,2006年突破1万亿卢布,2007年接近2万亿卢布。(3)投资意愿迅速提高。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从2002年低谷的2.8%一路蹿升至2007年的21.1%,投资总额从1.8万亿卢布增加到6.6万亿卢布。其中2003—2007年间,住房投资增加2.2倍,除住房以外的建筑安装投资增加近2倍,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投资增加2.1倍。农业和林业投资增加2.7倍,矿产开采投资增加1.9倍,制造业投资增加2倍。

        重要的还有制度因素,俄罗斯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与普京的“拨乱反正”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制度移植与本土的非正式约束形成的严重冲突是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的根源;与本土非正式约束紧密结合的制度创新是21世纪初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制度基础;高油价背景下的能源出口是俄罗斯经济复苏并努力改善经济结构、发展创新经济和高新技术部门的契机;国家为社会稳定而提高的强力保障是俄罗斯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在俄罗斯历史上,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俄罗斯民族不得不依靠村社这种集体主义制度维持生存。在俄罗斯整个历史上存在的村社,确立了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从上到下集中的威权的垂直管理政权。具有300多年历史的农奴制使得暴力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义、大国情结、帝国野心逐渐变成俄罗斯社会及其民族特性的主要方面。命令式的行政管理方法成为传统。所有这一切在俄罗斯国家生活中造成并扩大了官僚主义的特殊作用。几百年来,俄罗斯成为军事大国、军事强国,实现了对新领土的大规模扩张。所以,权力崇拜、军事力量崇拜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个根。随着国家地理边界的扩大,各种语言民族的不断增加,无限制的集中制政权也得以强化。君主制、农奴制和保守主义与停滞的其他制度总是阻碍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和民主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市场基础的形成开始于19世纪末,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萌芽是在农奴制和强硬的国家干预下发生的。

        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制度,任何制度在其深层都能找到其固有的独特“基因组”。俄罗斯经济社会学家C.基尔金娜将其称之为制度元,并将其划分为X和Y两类。X制度元的基本制度有:体现中央权力的分配经济制度;单一的政治结构制度;公有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制度,即集体和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Y制度元的基本制度有:市场经济制度;联邦政治结构制度;自主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制度,即个人价值高于社会公共价值。

        一个社会和民族采取哪一种制度,是由人们长期在其中的生活、生产活动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人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技术环境比较原始和恶劣,会使人们在生产过程的组织中联合起来,最终确立X制度元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制度特点。相应地,如果个人或家庭不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合作,就可以独立使用生产要素,并有效地组织生产,独立地支配所获取的成果,那么Y制度元中国家制度的主要职能就是保障独立的经济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X经济和Y经济只是反映现实的各种经济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论抽象,现实中没有纯粹的经济体系,而有着混合的形式。探索市场和分配的最优关系组合贯穿于任何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两种制度并存且相互补充,绝不能人为地破坏这种配合比例关系。东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属于资本主义,是亲私有制和市场的,也就是Y制度元起主导作用,X制度元起配合作用。但是“二战”后,在苏联的高压管制下,东欧国家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X制度元变成了主导制度,而Y制度元则变成了隐性基因。但Y制度元是它的本性,只是被迫变成了隐性的,只要有机会它就要表现自己,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首先发生在东欧国家的原因了。相反,俄罗斯传统上是X制度元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和20世纪历次激进的西化改革试图人为地拔高Y制度元的作用,包括使用“休克疗法”铲除X制度移植Y制度,都遭到了失败。

        由此我们认为,物质技术条件决定了民族特性和意识形态,而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特性和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个民族和社会所实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这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基因遗传过程,而这种社会的“基因遗传过程”也就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但是,路径依赖的存在并不否定基因变异的可能,甚至会发生基因突变。没有变异,就不可能发生生物进化,社会经济有机体也不可能发展和进步,许多落后国家就曾试图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制度,希望通过制度移植用较短的时间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移植是从一种经济环境到另一种发展较低级的经济环境的制度移植,移植的含义在于加速制度变迁。但是,制度移植是具有风险的并常常是代价昂贵的举措,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且往往是滞后的,移植的制度还往往会失灵。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制度,如果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制度和旧有的非正式制度势必产生冲突。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认识到,任何制度绝不是在一个文化环境中是有效的,就必定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也会有效运行。进行制度移植时,必须考虑到文化继承性和产生制度冲突的可能性。就制度移植的方式来说,激进自由主义的“休克式”方法属于就制度形式的引进。其实每个规则体系包容着许多实现方式,这是由文化和制度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制度移植的核心应该是内涵而不是形式。

        四、高度依赖原料和能源的经济发展方式达到极限

        俄罗斯经济是在原料出口模式框架内运行的,这种模式不是俄罗斯发明的,为许多原料资源丰富的国家共同拥有。从原料出口收入占GDP和财政收入的比例看,俄罗斯属于像尼日利亚、安哥拉以及委内瑞拉等国家一类。但可悲的是俄罗斯是唯一从发达工业经济后退到原料经济的国家。在原料经济中,财富的主要源泉不是生产性劳动,而是通过原料(或者原料初加工制品)的出口实现的自然红利,由此获得和分配的收入转化为国内消费需求。

        俄罗斯这种原料出口模式的形成得益于丰富的能源和金属原料的储备。苏联末期和20世纪90年代加工工业的结构性危机促进了这一模式的发展。这一模式当然有其一定的优势,如在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下可以获得高额的收入,使得俄罗斯经济在经历了破坏性的“休克疗法”之后得以迅速恢复,保证宏观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帮助上百万人摆脱贫困,有力推动了贸易和服务的发展。同时,许多部门(主要是采掘业、冶金和其他所有“不可贸易”的部门)进行了重新装备:机械和设备在进口中的比例近年达到高峰,约占50%。但是,原料模式也具有明显的缺陷:经济依赖于国际商品市场的变动,导致国家财政和投资计划的政策遵循这样的原则,即“期待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原料经济的基本主体是国家和超级原料企业,因为它们保障了大部分人的就业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国内市场的特点是竞争能力低下,因为俄罗斯经济是由具有原料优势的巨型企业组成的;由于加工企业的发展不是原料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于是加工企业的经营环境极为不利,进而导致该领域的投资积极性降低,形成投资向原料部门集中而加工业引资乏力的倾向;流入国内的资金流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为了遏制此压力,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措施,反过来又对投资环境产生特别消极的影响;市场主体具有短期行为特点,从而制约了长期投资,同时由于经济对原料价格的依赖,政府不能规划自己的长期行为;社会领域对国家的依赖增强,大量靠补贴生存的地区和取得国家订货的企业都依赖于“中央的资金”;预算支出不断增加,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国家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资金,导致国家支出的经常性扩张;社会分层趋势加剧,原料部门收入水平比其他没有得到应有发展的部门的收入高出好多倍,如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平均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的6倍;社会的消极反应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不能激励私人的积极性,反而造成社会的惰性和对自身能力、市场机制、民主原则和国家制度的不信任。

        无论是从占GDP比重还是从其收入绝对量来看,俄罗斯原料出口模式的增长已经达到极限。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原料开采规模下降,许多油田如苏联时期开发的西西伯利亚油田的开采量年均缩减4%—5%;主要原料部门(燃料能源综合体、有色冶金、矿物化肥工业等)的大型企业的收益因为扩大生产而实际停止了增长,收益变化的主要因素依旧是不以企业意志为转移的国际原料价格的波动以及其他企业的并购;尽管2009—2012年原料价格已经恢复高位运行,但多数原料部门企业的利润指标依旧停滞不前,这主要是因为成本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使得俄罗斯企业在对GDP的贡献方面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拉近距离,在苏联时期得到大量投资的原料企业及其廉价私有化所具有的高收益率资源实际上已经消耗殆尽;近年来原料企业通过国有银行和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的融资与俄罗斯经济的引资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筹措来的资金主要地被消耗掉了或者用于补充因为通货膨胀和成本上升而减少的流动资金。由于原料价格低迷,更主要的是因为原料部门企业内部危机如成本上升和投资减少,其进一步发展已经面临严重问题。

        总之,原料出口模式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俄罗斯必须改变这种模式。

        五、创新发展与现代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08年2月8日,即将卸去俄罗斯总统职务的普京在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俄罗斯2020年发展战略》的报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国家的创新发展战略。这实际上是把俄罗斯从惰性的能源和原料发展道路转向创新发展道路的政治决定,希望最终将俄罗斯经济转向创新发展的道路,推向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快速和稳定增长的轨道。2008年11月,俄罗斯总理普京批准了政府制定的《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以及《俄联邦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构想》等文件。根据这些文件,2012年前,俄罗斯将为经济转型创造条件;2012年至2020年,国家将开始发展创新型经济。

        转向创新型发展道路,要求根本转变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结构,其主要源泉应当是科技进步。根据战略构想,实现技术创新的工业企业的比例应当达到40%—50%,工业产出中创新产品的份额要达到25%—35%,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部门占GDP的比重应当不低于17%—20%。经济部门结构要实现大幅度转变。高新技术部门在增加值中的比重要提高一倍,即从10%提高到20%。与此相反的是,石油天然气部门的比重要从20%降低到12%,原料部门从8.4%降低到6.8%。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应当每年增加15%—20%,到2020年要达到不低于800亿—1000亿美元,从占世界市场的0.2%提高到1%。经济增长率要保持5%—6%,月平均工资应当提高到2000美元,中产阶级比重要达到60%—70%,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为促使俄罗斯经济由资源型向创新型转变,2009年5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成立由他亲自领导的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制定有关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国家政策。2009年11月,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将以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未来十年的任务与目标。2010—2011年间,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加速实施经济现代化战略,成为俄罗斯国内最大的政治。

        第一,要实现国有部门的现代化。要求对垄断性企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将战略企业数量削减到原来的20%,战略性股份公司从208个减少到41个,联邦独资企业从230家减少到159家。计划在2011年至2013年间对10家“重量级”国企和国有银行进行部分私有化,涉及金额200亿—300亿美元。这是20年来俄罗斯展开的第二轮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

        第二,要创造一个进行世界级研发和投资的良好环境。为投资者创造舒适环境和优越的条件是现代化任务的核心,具体工作是在俄罗斯建立研发中心,这个中心要加强对所有优先方向的支持。

        第三,在立法和国家治理方面进行改革,大幅度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改革税收制度,对创新企业和新技术项目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进行长期直接投资的新增资本完全取消税收。

        第四,实行刺激结构改革的预算政策。从2011年开始将对预算政策做出重要调整。瞄准具体项目的实施,重点放在发展的主要方面。

        第五,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合组织,建立俄白哈关税同盟,为将来的统一经济空间打好基础。

        第六,2010年5月,批准了涵盖计算机、核技术、航天、医疗技术和能源效率五大方向的38个项目和建设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的预算表。该预算计划三年内耗资8000亿卢布(约260亿美元)。

        第七,全面建设莫斯科国际金融中心。其既是俄罗斯现代化的手段也是现代化本身的目标之一。

        第八,建设斯科尔科沃“俄版硅谷”,集聚智慧资本。

        第九,改善投资环境。2010年2月,梅德韦杰夫主持召开投资环境问题会议,要求取消雇佣高级外国专家的配额,对基本建设和出口非原料产品及时返还增值税,简化海关手续。2010年12月,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会议上承认俄罗斯投资环境“很糟糕”,要求国家相关部门改善投资环境。2011年3月,梅德韦杰夫主持召开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会议,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10个方面要求。

        第十,营造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联盟”。希望与美国在创新领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与欧盟国家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与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技术伙伴关系”,加快前苏联地区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巨大转变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其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企业缺乏创新的积极性,俄罗斯经济缺乏创新动力。其次,如何解决俄罗斯对能源原料出口的依赖问题是经济现代化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俄罗斯经济过于依赖资源,一方面要从原料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过渡到创新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发展能源等原材料部门对俄罗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与现实需要。第三,固定资本更新缓慢、设备陈旧,经济粗放型发展,竞争力差,这些是老问题又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第四,投资资金短缺。优化经济结构需要加大对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经济部门和高新技术部门的投资。而资金来源却只有原料能源的出口,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第五,贪污腐败严重,如何保证用于经济现代化的资金不被挪作他用或贪污掉,或者利用经济现代化作为幌子进行圈钱和寻租,是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可以预见,俄罗斯经济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与保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在俄罗斯做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定后不久就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俄罗斯出口和进口分别萎缩35.7%和34.3%。由于流动性危机和产品销售困难,许多企业减少或停止生产,甚至破产倒闭,投资需求严重下降。2009年投资减少15.7%,其中第二季度减少20%,工业生产减少9.3%,加工业衰退15.2%,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增幅从2007年的12.1%下降到3.1%,实际工资减少4.5%。最终俄罗斯经济总量下降了7.9%。

        尽管如此,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在梅德韦杰夫时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宏观经济指标表现出良性变动趋势。GDP从2010年转向增长,连续两年保持4.5%和4.3%的增长率。按2008年价格计算,2011年的GDP总量为41.4万亿卢布,超过2008年的41.3万亿卢布。俄罗斯终于遏制住人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逐年减少的趋势,从2009年开始转向增长,人口总数从2008年的1.427亿增加到2011年的1.43亿。2011年俄罗斯联邦财政税收收入增加27%,消除了连续两年的财政赤字,实现盈余8 607.2亿卢布。截至2012年5月1日,俄罗斯国际储备超过5 000亿美元,达到5244亿美元,超过了2008年的储备水平,继续保持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2011年储备基金增加了360亿卢布,达到1.8万亿卢布,国家财富基金也达到2.6万亿卢布。

        第二,实体经济保持稳定发展。2008—2011年间,尽管俄罗斯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依然有2000多个工厂和生产项目竣工并投入生产,其中包括制药、IT和纳米技术、建材和木材加工工业等部门。建成了几个大型汽车生产集群,俄罗斯汽车市场快速成长为欧洲德国之后的第二和世界第四大汽车市场。2010年工业摆脱危机猛增8.2%,2011年同比增加4.7%。增长最快的是加工业,增幅为6.5%,对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0.5%。农业经过2009年和2010年的旱灾之后得到了完全的恢复。2011年农业创纪录的大丰收保障了农业生产增长了23%,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年因干旱造成的粮食减产,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大谷物出口国。2008—2011年,固定资本投资增加2万亿卢布,投资规模达到36.7万亿卢布,比2004—2007年翻了一番。固定资本总积累增加了2.4万亿卢布,新增固定资产增加了3.1万亿卢布。四年吸引外国投资4910亿美元,其中2011年达到创纪录的1906.4亿美元。

        第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8—2011年,俄罗斯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增加了9.7万亿卢布,家庭实际最终消费增加8.4万亿卢布,表现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加5.1万亿卢布。2011年零售贸易额大幅度增加,达到7.2%。支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净储蓄减少和消费信贷增加。2011年净储蓄率维持在11.5%的低水平,与此同时,向自然人发放的贷款增加了35.9%。支撑消费需求的因素还有居民收入的增加。实际货币收入2008年增加3.8%,2009年增加1.8%,2010年增加5.4%,2011年增加1.1%。人均GDP从28.9万卢布增加到38.2万卢布。但是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仍然很大,最富裕和最贫困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16倍,与美国旗鼓相当(15倍)。2011年工资水平最高的仍然是金融部门和燃料能源部门,其平均工资超过了行业平均工资的2.3倍。平均工资最低的是纺织和制衣部门,只有平均工资的47%,其次是农业部门、皮革及其制品部门,只有平均工资的53%。

        第四,从2009年起摆脱了困扰其多年的两位数通货膨胀,连续三年保持一位数,2011年通胀降低到21年来的最低水平,为6.1%。

        如前所述,梅德韦杰夫提出的创新和现代化进程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仍旧只是理想而已。建立莫斯科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也随全球金融泡沫一起破灭了,腐败问题也没能彻底根除。连续四年都没有实现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保证的俄罗斯经济每年增长5%的速度:2009年衰退7.9%,2010年和2011年增长4.5%和4.3%。更危险的是俄罗斯经济对石油价格上涨的反应已经不再敏感,2010年—2011年布伦特石油价格上涨了40%,2012年均价达到最高点(111美元/桶),但是其经济增长速度却进一步下滑到2012年的3.4%和2013年上半年的1.7%。

        六、普京“王者归来”及其强国梦想

        如前所述,全球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经济。俄罗斯经济过分依赖能源产业的弊端完全显现出来,这种能源出口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俄罗斯发展是致命的。普京决心摆脱这种局面。

        第一,修订2020年前发展战略。普京强调,俄将于2012年进入2020年发展战略实施的第二阶段,然而该战略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制定的,因此必须考虑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重新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保证俄罗斯在后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俄罗斯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现实的、能够解决现代化问题、提高社会和国家治理效率的增长模式。普京随后任命第一副总理И.舒瓦洛夫为修订2020年前长期发展战略的总协调人,成立了以高等经济学院院长Я.库兹明诺夫和国民经济学院院长B.马乌为总负责人的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但是普京强调,《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确定的战略目标不会发生改变。“今后10年国家发展的方向都集中在这里了,就是要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使国家彻底转向社会导向的创新发展模式。在我们的计划中,要保障高标准的公民安全,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分享到高质量的社会服务;降低地区不平等的差距,形成新的地区增长中心;降低行政壁垒并同时提高国家管理体系的效率。我们将会扩大经营自由,并最终使一半以上的俄罗斯居民成为中产阶级。”普京坚信,随着改善经济结构优先方向的确定,改善投资环境措施的实施,战略部门投资障碍的消除,外国直接投资会加速流入俄罗斯。政府制定的目标是:争取每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00亿—700亿美元。为此要求完善海关政策,刺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未来10年俄罗斯GDP总量应当进入世界五强,人均GDP达到3.5万美元,高于目前的法国和意大利。劳动生产率至少要提高1倍,关键经济部门要提高2—3倍,创新产品在总产出的比重要从目前的12%提高到25%—35%。

        第二,着力完成五大战略性任务。2012年4月普京在向国家杜马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关系俄罗斯战略发展的五项重大任务。(1)彻底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2)开发开放远东和东西伯利亚;(3)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岗位;(4)最重要的是发展“新经济”;(5)实现欧亚经济一体化。

        第三,确定2020年经济发展目标。2012年5月7日,普京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的当天签署了《关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总统令。确定俄罗斯长期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保障其稳定性,提高俄罗斯公民的实际收入,实现俄罗斯经济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总统令还规定了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如到2020年新设立和改造2500万个高效率的就业岗位,扩大投资规模,到2018年投资规模要达到GDP的27%;新高技术产品和高科技含量部门占GDP的比例要比2011年增加30%;劳动生产率提高50%;俄罗斯经营环境在世界银行排行榜上的位置从2011年的第120位提高到2015的第50位和2018年的第20位。为此规定2012年12月底之前必须批准一系列国家发展纲要,确定2016年之前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计划,国有股减持50%。修改国家机构和地方权力机构责任人的评价机制,建立企业家权益保护机构,建立俄罗斯境内非矿产投资国家担保机制,吸引外国企业参与国家级和地方级的公路修建,制定2020年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批准国家航空产业、航天活动、医药产业、造船业、电子产业、现代农业等产业发展规划以及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开放规划。

        第四,明确对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认识。2012年1月30日,普京在俄罗斯《新闻报》发表《关于我们的经济任务》一文,详细分析了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指出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出路。文章称,俄罗斯依靠自己的自然资源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超过25%的GDP是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天然气、石油、金属、木材和其他原料产品或初加工产品换来的。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总的地位就是经济的原料性。普京强调,“我们需要新经济,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发达的服务业和高效率的农业。我们需要培育有效的经济革新机制,寻找并吸引所需要的巨大的物质和人才资源”。

        第五,克服技术落后,拓宽资本来源。普京要求必须寻求解决方案来克服已形成的多方面技术依赖。为重新获取技术领先地位,俄罗斯必须认真选取优先发展方向:医药、高技术化学、合成和非金属材料、航空产业、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普京认为,创办新产业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主要源泉就是私人投资。在解决资本问题上,普京表示,首先是要扩大国内市场;其次是成立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增加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他将净化经营环境当作解决投资问题的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任务。认为这不是经济政策层面的问题,因此必须改变整个俄罗斯国家执行和司法权力机构,拆分护法、侦察、检察和司法机构的联系,必须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经营活动的整个意识形态。普京指出,居民资金几乎没有进入资本市场,需要制订计划通过退休金、信托基金和集体投资基金将居民资金引向投资。

        第六,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普京认为,当前条件下管理经济的艺术首先在于准确地界定国家作用和私人意愿之间必要的相互关系。他强调,经济政策应该进行修正,降低国家调节的规模,各种条例规程要转向市场机制,行政控制转向保险责任。还要减少国家占多数股份的大企业和大银行以及自然垄断企业的存在,包括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剥离经营不善的企业,其中包括媒体控股企业。必须限制国有公司购买俄罗斯新的资产,“盾牌企业”不能干扰私人企业在自己的领域正常发展,把私人企业从最有利的项目上排挤掉。

        第七,实现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普京认为,在俄罗斯形成正常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是保持和加强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是俄罗斯最近一些年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国家学会了珍视宏观经济稳定并利用各种手段在最复杂的条件下来保持这种稳定。例如,提前建立了储备基金,从而能够从容地经受了世界经济危机的第一波打击。

        2012年俄罗斯GDP总量按现价计算达到623 569亿卢布,按平均名义汇率计算突破2万亿美元,实物量同比增加3.4%。人均GDP从2011年的39.03万卢布增加到2012年的43.54万卢布,按汇率计算达到1.4万美元。另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2年俄罗斯GDP总量为3.38万亿美元,进入世界五强,人均2.4万美元。但是,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失去动力。梅德韦杰夫执政四年间,作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GDP仅增长了5.5%。据俄罗斯国家统计署资料,投资仅增加了4%,货物运输规模甚至萎缩了0.1%。俄罗斯这四年的GDP增长速度在二十国集团中排第11位,在金砖国家中居最后一位,在独联体国家中也仅占第9位。在国际竞争力指数方面,俄罗斯排名从2008—2009年的第51位下滑到2011—2012年的第66位。在透明国际腐败指数上俄罗斯这几年有所好转,从第147位上升到第143位。俄罗斯经济经过2010年和2011年的强劲复苏之后,2012年复苏的势头开始减弱。GDP增长率从前两年的4.5%和4.3%下降到3.4%,2013年上半年更是锐减到1.7%。2012年农业因遭受严重旱灾而缩减3.8%,矿产开采停滞不前,工业特别是加工业分别小幅增长2.6%和3.2%。2013年上半年双双再度下降到0.2%。能源开采同比仅增加0.3%。2012年投资增加6.6%,比上年减少4.2个百分点。而2013年1—5月固定资本投资同比进一步减少0.4%,年度总积累减少12.2%。国内需求增长率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3.8%下降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1%。

        俄罗斯经济由于其所依赖的资源发展模式已经如此迅速地达到极限,先于普京试图摆脱这种模式的2020年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出乎普京的意料。所谓的“页岩气革命”一旦变成现实,俄罗斯经济将面临严重灾难。俄罗斯历史上的每次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灾难和长期停滞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被迫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使俄罗斯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灾难,迫使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促使经济大幅度回升,苏联在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的推动下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推动了赫鲁晓夫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和长期停滞促动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盖达尔在此基础上的“休克疗法”式改革却把俄罗斯推向了经济几近崩溃的深渊。

        普京执政已经10年有余,全球经济危机打断了俄罗斯连续8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出现严重下滑和停滞的趋势,宣告了俄罗斯依赖原材料的资源增长方式达到极限。如果今后5年俄罗斯经济仍延续这一趋势的话,普京的2020年发展战略将面临无法实现的困境。2018年普京连任下一届总统将异常艰难,但届时从时间来算,已经符合以15—20年为一个周期的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规律。即使普京艰难地赢得了选举,随着他年纪的增大,思想有可能趋向僵化,社会经济制度也随之进一步趋向僵化,那么,普京之后将很有可能出现新一轮亲西方的自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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