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研发(R&D)开支占GDP的3，5％。现在这一比例已降至1.3％；部分可供对比国家的这一指标为：中国1.3％，美国、韩国和日本2－3％，芬兰4％，以色列5％。所以，今天的俄罗斯的确看上去是一个“正常的”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理解今天的俄罗斯，就必须评估其这20年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渴望加入富裕的民主国家俱乐部，但在接下来10年的坠落过程反而使俄罗斯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既没有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没有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对一些国外人士而言，俄罗斯成为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比是一个威胁西方价值观的邪恶超级大国好得多；但俄罗斯人的感觉则完全不同。大多数俄罗斯人要寻找一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然而，他们切身感到的是俄罗斯转型过程出现了严重的错误——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和政治领导人完全不值得信任。

　　想要理解2000－2008年期间普京以及今天普京一梅德韦杰夫“双驾马车”广受俄罗斯民众欢迎的原因，就必须牢牢记住普京实际上

完全抛弃了其前任叶利钦的全面自由化政策。政策转变的实质是要开创国家现代化进程，终结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恶化。或许普京在2000－2008年的实际成就算不上突出，但所有的成就非常实际——将近10年的经济增长，政府收支提高，外汇储备增加，死亡率、谋杀率和自杀率下降，国家崩溃趋势得到抑制。

　　二、短期视角：为什么俄罗斯转型比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更差

　　20世纪90年代并存着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两种对立的转型道路。对俄罗斯经济转型何以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问题，休克疗法的拥护者与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的回答大相径庭。前者将其归咎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前后矛盾的政策，比如经济自由化步伐的减速、政府能力的不足、中央银行控制通货膨胀等；而后者则将所有的灾难和不幸全部归咎于休克疗法。

　　俄罗斯的转型衰退表明，生产的暴跌是几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俄罗斯经济转型前产业结构和外贸模式严重扭曲；第二，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家与非国家制度瓦解，使得转型无法按照有组织的方式可管理地平稳过渡，反而以危机处理的方式混乱前行；第三，宏观经济政策、进口替代政策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失误；第四，企业的被迫重组速度超出了投资潜力允许的范围。因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在最初对经济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种改革在经济复苏阶段的影响是积极的。

　　首先，前苏联地区国家的经济衰退与为纠正中央计划经济遗留的产业结构低效率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很大的关系。前苏联存在着过度军事化和工业化、与经互会国家的不正常贸易、企业与农场规模过大且专业化程度低等一系列结构性扭曲。多数情况下，俄罗斯的此类问题比东欧国家，更不用说比中国和越南更为严重；扭曲越严重，生产下降也就越剧烈。用经济学语言描述，转型衰退是逆向供给冲击(adversesupply shock)的结果，它类似于1973年和1979年石油价格暴涨给西方国家造成的衰退，也类似于“二战”结束后国防工业易辙造成的衰退。

　　从本质上说，俄罗斯转型衰退期间的生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受贸易条件、产出品与投入品比价扭曲等逆向供给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如轻工业，产量下降最为严重。这一结论也在对所有转型国家所做的回归检验中得到支持——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扭曲的指标很好地解释了产出的下降；无论加入哪种控制变量都不影响统计的显著性；而扭曲的程度反过来又决定了比价变动。

　　经济衰退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比价变动造成的逆向供给冲击。从非竞争行业流向竞争性行业的资本重新配置速度是受限制的，其基本决定因素是净投资与GDP的比率。非竞争行业产量减少的速度快于资本转入效率更高部门的速度是不合理的。许多市场化改革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恰恰自己制造了这一瓶颈。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发现其供给衰退成为了教科书中经典的案例：突发的比价变动要求大规模的产业重构，但资本聚合的限制使其根本无法实现。几乎一夜之间，这些国家将近半数的经济成为了没有竞争力的，这些部门的生产在随后若干年中一直下降，在某些案例中几乎成为零产出；投资潜力不足等因素又限制了竞争性部门的生产增长，无法弥补低效率部门的生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