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解释中国与俄罗斯制度发展长期轨迹的差异。1949年的中国解放类似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仅因为共产党掌权，更重要的是因为两国重新建立并加强了曾经被“西化”摧毁的传统集体主义制度。但俄罗斯1917—1991年的共产主义制度终止了始于17世纪的西方社会制度植入进程；中国1949年的革命则是使其回到了曾暂时被鸦片战争部分打断的制度发展的长期轨迹之上。换言之，俄罗斯在1917年之前早已“西化”，1917年俄国革命引入的集体主义制度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溶于革命之前制度发展的长期轨迹。相反，中国则在中断了1840－1949年失败的“西化”尝试后，重新回到了集体主义或者说是亚洲价值观的制度轨道之上。俄罗斯偏离其发展轨迹趋势的时段，是中国回归其长期主流发展轨道的时段。所以，197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出现了收入不平等扩大以及犯罪率、谋杀率增加，但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制度性崩溃。

　　五、结 论

　　在考虑了各种不同的初始条件后可以得出结论，转型国家的产出下降很大程度上源自制度崩溃造成的恶劣经济环境。没有强大的制度体系辅助，自由化本身不能确保良好的经济绩效。制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与民主的组合。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都可以实现真正的法治，建立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威权政体尽管法治不足，但却比民主更能保障制度体系的效率；而“非自由的民主”最不能保证制度能力，最会对生产造成毁灭性影响。

　　“非自由的民主”何以形成而俄罗斯又何以成为其中的一员?一种观点是，无论是自愿地主动追求还是被殖民主义政策强制，植入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最后都以收入不平等和制度能力缺乏告终；前苏联与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起成为这种观点的例证。相反，那些并未真正脱离集体主义制度、保持制度承继的东亚、印度、中东和北非，成功地避免了收入与财富差距过大。或许后一类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更长时间地停留在“马尔萨斯增长社会”之中，但一旦技术进步使这些国家得以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它们实现经济增长的初始制度能力条件就比前一类国家更好。如果这个解释正确，下一批实现经济赶超发展的，将会是土耳其、伊朗、埃及等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国家以及南亚地区的印度，而俄罗斯则会和拉丁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一起被抛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