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交政策行为的传统理论都是以国际关系为指导，以行为体为中心的。这些理论假设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的推动力是利益(zweckrational)或者价值(wertrationaI)动机。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角度看，选择和行为都服从于“推论逻辑”(效用最大化、利益动机)，而自由建构主义则假设外交政策遵循“适当性逻辑”(规范、价值动机)。在不同的解读中，对于利益和动机来源的假设差别很大。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认为外交政策行为的动机是权力的积累和安全，自由主义认为是政治与经济利益和国内集团的偏好，自由建构主义则认为社会规范指导外交政策。

　　然而，这些理论流派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假设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不会轻易改变。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角度看，偏好是不变的。只有自由建构主义假定偏好可以变化，但是变化得很慢，所以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如此，关于俄罗斯的经验性证据显示，她对西方的政策偏好可以变化得很快，并且在本质上是非常不稳定的，而非不变或者稳定。这与传统的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假设是不同的。因此，以行为体为中心的传统理论难以解释俄罗斯外交政策中持续的前后矛盾。然而，这些理论会认为俄罗斯的“摇摆”是效用计算彻底改变(客观的／实体化的)的结果(比如，一个国家环境转变之后，或者政权更迭之后)，亦或是新的社会规范和身份形成出现的结果。就算在这样的假设下，外交政策也仅仅只是逐步的转变和变化。以摇摆、决裂、转变、相冲突的立场，以及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被复制的不一致的特征和行为模式为形式的前后矛盾也极不可能。

　　什么能解释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呢?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因为所有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都采取“理性”范式，例如，政治选择和行为都经过理性加工，然后得出理性的判断。这种构思适用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除此之外，还适用于建构主义的思路：行为是社会规范的“结果”，所以行为具有客观价值。按照传统理论的观点，政策偏好受客观偏好的指导。比如说，对于一个问题的偏好具有内在(物质的或观念的)客观的价值，独立于行为体具体的、情境性的利益。尽管如此，从理性范式出发，也特别难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对西方的外交政策行为和态度变化会如此之快，以及为什么俄外交政策决策者在不断地对西方国家(或西方组织)示之以消极态度的同时或随后又高喊与(其他的或者同样的)西方国家或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和建设性关系。传统的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不能解释不稳定的决策结果，理性范式也不能解释(表面上的)自损效应——与利己概念或者对行为体的社会性制约的内化理解相反。

　　所有这些都让人不禁要超越传统理性范式去寻找对俄罗斯外交政策行为中的前后矛盾的解释。这些前后矛盾似乎不是纯理性加工的结果或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