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经济的分散势必引发政治的分散，而权力分散对苏联这种多民族的帝国来说，就是走向民族自治的第一步。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和展开“心理战”是美思想界特别是苏联学研究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美通过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明确地认识到苏联和东欧的政权是不可能用外部力量强行摧毁的，只能通过“不断地培植对西方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的崇拜与信仰……削弱马列主义政治信仰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从而削弱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意识形态是美苏对抗的重要战场，“意识形态进攻”与武力支持和经济压力一样，都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关键因素，也是使苏政治权力分散的一种手段。

　　尼克松把“思想战”视为美苏对抗中最有效的竞争武器。俄罗斯人也承认：“在‘改革’时期和苏联解体过程中，我国人民切身感受到信息在建立对领土的控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美国对苏联开展的“思想战”主要是利用媒体尤其是广播的力量，在苏联问题专家的建议下，美大力支持“自由欧洲”和“美国之音”等广播电台。苏联问题专家常常是美国电台重要节目内容的撰稿人，他们在节目中极力向苏联人民灌输“自由”、“改革”、“民主”、“私有制”等西方价值观念。

　　“公开性”是被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成功利用的思想理论武器之一。对此，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深有所感，他在《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中写道：“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远非次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利用戈尔巴乔夫时期发动的公开性运动积极与苏联社会建立联系，进行各种交流，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群体，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观念，并利用这些关系形成对美国有利的社会舆论，向苏联权力机关施压，力图建立与官方政治机构对立的公民社会。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科技和经济交流，可以促进性质独立的公民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有助于加快民主变革的速度，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快地融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美国一直鼓励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和科学交流。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等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提供这些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目的是使苏联社会的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社会方式、技术发展和文化有了强烈的认同感。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利用的一个因素。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得到了美国苏联学家和美国内舆论的支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经抱怨：“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他们时不时为了宣传目的打这张牌。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利用的另一个因素是被视为“和平演变”潜在力量的非俄罗斯族群。美国学者积极利用犹太人问题、宗教问题和一些少数民族问题做文章，采取提供邀请访问、秘密资助等形式，宣传共产主义是镇压性的意识形态，煽动非俄罗斯族群与现政权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进行斗争，以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

　　为美国的对苏政策服务

　　为美国的对苏政策服务是美国苏联学的一项实用政治功能，也是美国苏联学区别于美国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特征。美国苏联学研究机构虽然是独立的，但它们为了得到政府拨款必须让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政府机关的兴趣紧密相连。美学者普遍认为完成政府订单是一种规则，他们有必要在学术上维护旨在削弱和消灭苏联现存制度的政策，这种根据政府订单进行的研究被许多苏联问题专家视为一种重要的“基础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术交流的目的只是在于让美国的政治家们了解苏联问题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在学术资源和政治智慧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和互动。苏联问题专家这样描述美国的苏联学研究：“那时候学术机构里的苏联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没有太大的区别，美国国务院的《共产主义问题》在1991年以前完全是学术团体的机关刊物，政府官员像学者一样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

　　美国的苏联学具有许多传统功能：一是宣传材料的编写者提出削弱苏联政治制度的行动需要的纲要、口号、方式、论据。二是广播电台或其他参与美苏斗争部门的参谋帮助它们渗透到苏联社会，向特定群体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思想。美国苏联学的实用政治功能就是要满足政府的政治需求，积极参与制定美对苏的政策，提供有效方案去影响那些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的民意。

　　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的任务是利用职业优势准确锁定宣传对象，使美国能更有效地对苏联社会的特定人群进行政治干预和社会心理渗透，在苏内部培植反对党，进行秘密的颠覆行动。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为此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是：

　　第一，利用苏联社会里各种亲西方的组织。这包括：本质是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民主”、“人权”运动，带有社会民主或“欧洲共产主义”伪装的有社会主义左翼倾向的联盟，民族主义组织以及反对社会主义的宗教组织等，在这些力量中积极培育苏共的反对党。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是建立与现政权对立的政治反对党的重要条件，社会中反对党的出现，进一步激化了苏联社会中个体与社会、民众与“保守的官僚政府”、人民与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进一步提出，需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建立苏联的反对党。一是在各种社会团体、工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平行”、“独立”的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机构。二是在苏联官方机构的内部形成合法的持反对立场的党派。如果把这些组织团结起来，吸引各阶层人士加入，里应外合，建立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化的联合组织，把民众的不满情绪煽动到高潮，推翻苏共。夺取政权的斗争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