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建议显然对美国的情报机构很有帮助。无论苏联解体前还是解体之后，美国的苏联学研究都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利益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它的实用政治功能。正如《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里提到的：只有强有力的情报活动才能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受威胁并扩大我们的利益……情报机构应该释放那些严重触及美国利益的区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

　　2001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麦克拉弗林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说以前强盛的苏联是我们的威胁，那么现在的威胁则来自俄罗斯的软弱及其在过渡阶段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卸去了极权主义遮盖的俄罗斯。我认为这将是更加困难的事情。”麦克拉弗林代表了美国政界的意见。2001年，美国成立国土安全局，用于对俄罗斯研究的科研经费随之激增。

　　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情报是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重要先决条件，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积极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认真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寻找苏联的消极现象和发展趋势，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向有关部门提供信息情报服务，协助制订行动方案，以对苏联领导人和民众施加对美国有利的影响，进行政治干涉和道德心理渗透。

　　为了配合美苏思想战，苏联问题专家们利用各种渠道，配合或直接参与搜集情报工作。苏联问题专家的政治情报任务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帮助美国特种机构筛选出有利用价值的特定人群；对吸收上述人群参与反对政权机构行动的可能性进行评价；提供搜集情报的方式和途径，帮助采取具体行动以削弱现政权。

　　20世纪70年代，美国校际财团在密歇根大学成立了一个教研室，该教研室的任务是调查美国到底在多大程度影响了苏联的社会生活，目的在于发掘更有效的社会心理影响手段，使苏联人承认美国的优越性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挑起苏联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搜集资料不仅通过公开的来源，还进行秘密的调研。例如，1983年，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制订了专门研究苏联政权机构活动情况的研究计划，该计划得到750万美元资助。计划的核心部分就是秘密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从苏联迁居到美国的犹太侨民中进行民意调查。正是在苏联犹太侨民的帮助下，苏联问题专家更充分地掌握了苏联政权的种种可乘之机。

　　1984年，在特拉维夫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成立了专门为西方特种部门提供情报的研究中心。该中心搜集情报的途径就是通过耶路撒冷的苏联侨民。在这次会议上还制作出了针对苏联侨民的专用表格，这对发现苏联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并进行有效的渗透非常有帮助，例如，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在对侨民的民意调查表中所列内容就包括调查苏联听众最喜爱的西方“声音”的题目和节目以及他们如何评价广播节目，受众面是否宽广等。

　　美国的苏联学的现状

　　20世纪后半期，在美苏矛盾对抗的环境下，基于两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美国的苏联学的研究目的是破坏苏联的政治制度。在苏联学者眼中，美国的苏联学是“一种伪科学，是研究和歪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的具体环节，为帝国主义在两种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中的战略和战术方针提供思想理论基础”。苏联解体以后，美俄之间一度出现了所谓的“蜜月时期”。许多美国学者，包括美国政府一些部门也认为，对苏联学这门学科而言，共产主义苏联的消亡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消失，这门学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此，美国政府削减了对苏联学研究机构的资助。然而时间不长，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冲突很快就显现出来，俄罗斯在一些国际敏感问题，如巴尔干冲突、北约东扩、武器出口、核扩散等问题上并没有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进行合作。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苏联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苏联学研究的功能和对象是否具有延续性等问题的争论重新开始。

　　由于对苏联解体的后果和俄罗斯的“革命”未来的看法存在着严重分歧，在对待当今俄罗斯的关系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判断，在美国苏联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过渡学派”、“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等流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苏联学之后》(1993年)、《苏联研究之后》(1995年)、《民主能否在俄罗斯嫁接成功?》(1998年)和《有关苏联解体的思考(苏联学，共产主义的灭亡和新俄罗斯)》(1998年)等文集，反映出了各研究流派关于苏联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争论。

　　“过渡学派”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与俄罗斯对抗，而是帮助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体系，加快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过渡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进程。